作為中國近代改造國民性思想的先聲，維新派對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它在中國近代啟蒙思想中開辟了新的領域。資產階級維新派在19世紀90年代就放下昔日老大的架子，提出重新認識自己，改造民族自身素質這樣一個新的課題，這對於一個在曆史上向來以燦爛文明同化外來民族的古老中國來說，確乎是石破天驚、前無古人的壯舉。它不僅標誌著中國古老民族的覺醒，而且也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善於自我反思的民族。從此之後，對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一再撥動每個關心祖國命運的中國人的心弦，成為一個常新的課題。維新派對中西民族文化心理在動與靜、奢與儉、今與古等觀念上所做的區別，也被後來的思想啟蒙者所繼承，成為他們探討中國民族性問題的一份寶貴思想遺產。
其次，維新派對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也是戊戌啟蒙思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變法維新的愛國政治運動息息相通。維新派對好古、夷夏之防等傳統觀念的鞭策，目的是希望人們以開放的心靈，消除中西(新舊)隔閡，順應時代潮流，迎接現代文明對中國傳統文明的挑戰，迎接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的衝擊，為他們變革社會，向西方學習掃除心理障礙。他們對主靜民族文化心理的抨擊，則是要求人們富有進取精神、敢作敢為、勇於改革，打破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停滯不前、死氣沉沉的局麵，使古老的中華民族枯木逢春，重新躋身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他們對尚奢民族文化心理的肯定，更表達了他們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願望。
事實上，正因為維新派對傳統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在思想觀念上反映了他們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願望，因此它同樣遭到了封建衛道士們的反擊。1897年，梁啟超的《知恥學會敘》一文在《時務報》第40期上發表後，張之洞即大為反感，驚恐萬狀，認為梁啟超的這篇文章“太悖謬”,致電陳寶箴、黃遵憲等人，要他們“速告湘省送報之人，此冊千萬勿送”①。1898年，皮嘉佑在《湘報》第27號上發表《醒世歌》,以通俗的筆調批評中國世界中心論的自大心理的荒謬，說：“若把地圖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是中央誰四旁。西洋英俄德法美，歐洲各國爭雄起。縱然種族有不同，何必罵他是鬼子”。這些話亦立即遭到守舊分子的圍攻，他們將它斥之為“邪說煽惑”。頑固派葉德輝寫信給皮嘉佑的父親皮錫瑞，竭力為那種無稽自大的心理辯護，說：“地球圓物不能指一地以為中，但合東西南北考之，南北極不相通，則論中外當視東西矣。亞洲居地球之東南，中國適居東南之中，無中外獨無東西乎?……五色黃屬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為黃種，是天地開辟之初，隱與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國自大，何不以此理曉之”②。由此可見，那些封建衛道士們是不願看到他們賴以生存的一切落後的民族文化心理受到觸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