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末的戊戌啟蒙思潮中，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等維新派，就曾根據進化論、社會有機體論等西方資產階級學說以及中國儒學經典《大學》裏的傳統思想，提出了“新民”主張。梁啟超在《經世文新編序》一文裏講到，撰畢《變法通議》後，準備“集天下通人宏著,有當於新民之義者為一編”,批評社會上一般的通人魁儒對於《大學》的新民之道“熟視無睹，有若可刪”。①然而，絕不能把20世紀初梁啟超的《新民說》看成19世紀末新民主張的簡單重複，它已注入了新的內容，其思想高度超然時人。
19世紀末新民主張的核心內容是開民智。維新派在他們的文章、演說、奏折中一再呼籲開民智，將開民智看成是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是變法能否順利進行、民主製度能否在中國實現的前提。這也是梁啟超當時的思想狀況。他曾大聲疾呼“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①。相比之下，要求改變傳統思想意識、道德觀念、風俗習慣的新民德的呼聲還非常微弱，尚未引起人們的重視。然而，戊戌以後，尤其到了20世紀初，梁啟超的新民主張就不再隻是開民智了。1900—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了一係列文章，表達了他的這一願望。梁啟超敏銳地覺察到，20世紀不僅是中國社會往何處去的過渡年代，而且也是新舊道德更替的年代，認為學習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應當以精神文明入手，“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②。指出在這個新的時代裏，獨立與合群、自由與製裁、自信與虛心、利己與愛他、破壞與成立等十種德性，都為中國人所不可缺；而“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等民族劣根性，則是近代中國軛於被壓迫被奴役的精神枷鎖，是積弱之源，必須根除。到1902年創辦《新民叢報》的時候，梁啟超便以“中國之新民”的姿態挑起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任。在《新民說》中，梁啟超突出強調的主題就是道德革命，力圖“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道”,堅信“新道德出焉，而新民出焉”。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