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時務報》時代總理汪康年與主筆梁啟超之間的矛盾，學術界從汪康年是張之洞在上海的代理人這一前提出發，將這一矛盾的性質看成是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與資產階級改良派的一場政治搏鬥。但筆者認為，汪梁之爭仍然屬於維新派內部之間的矛盾，這不僅因為汪康年是維新派的一員，而且是基於對他們爭論內容所做的客觀分析。
汪康年與梁啟超的矛盾首先體現在報館的管理上。梁啟超從參與籌備報館工作開始，在報館的管理問題上，便與黃遵憲意見一致，主張模仿西方國家政體、立法與行政分離的原則，設立董事會，由總董擬定辦事規章，然後交館中人員執行。但汪康年不願接受這一意見，以總理身份獨攬報館大權，事無巨細，必自躬問。黃遵憲、梁啟超對汪康年的管理方式極為不滿，與汪康年一起工作的梁啟超尤其感到壓抑，“當其憤憤之時，則輒自言：‘人既不與我商量，則我亦不願幹預’”①,對館務采取消極態度。1897年年初，梁啟超省親歸來後，聽同門弟子梁啟勳和韓雲台說汪康年對他們兩人多有薄待，心裏極不高興，在寫給黃遵憲的信中因而“不免多說幾句”②。而生性耿直的黃遵憲接信後，便立刻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設立董事問題，並要汪康年辭去總理一職，隻任總董，由吳鐵樵或康有為門人龍澤厚擔任總理。這就導致了汪康年與梁啟超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上一度出現各種猜測，紛傳“時務報館將盡逐浙人而用粵人之說”③。許多關心《時務報》的維新派人士，如譚嗣同、張元濟、夏曾佑、吳德瀟等紛紛來函詢問，多勸他們倆不要因為正常的意見分歧“貽誤大局”,為守舊之徒“所笑”。④在眾人的調和之下，汪康年與梁啟超之間的衝突很快和解，梁啟超主動與汪康年相約，“所以起意見之由，既已言明”,“乃弟自今日起誓滅意見”,共同辦好《時務報》。⑤然而，報館的管理問題並沒有解決，因此，梁啟超與汪康年之間的“介石”也沒有就此冰消全釋。是年8月，黃遵憲路過上海，因討論總董問題，與汪康年再起衝突，梁啟超自然站在黃遵憲一邊，要汪康年無論或依或否，都應就此事當麵向黃遵憲“解釋妥當為是”,指出“《時務報》非公度不有今日，草創時一切皆與共之，彼亦極以此事自鳴得意，今驟然置之不問，亦殊非人情，萬一有他舉動，則貽天下笑矣”。①兩個月後，梁啟超本人也為了避免與汪康年產生正麵衝突，應黃遵憲等人之邀，離開報館，前往長沙主講時務學堂，同時兼任報館主筆。但梁啟超到湖南後，又對汪康年未經商量便延用報館人員有意見，認為汪康年如此做法是將報館當作“汪氏一人一家所開之生意”,置自己於“雇用工人”地位，不願再為《時務報》撰寫文章，“屢愆期無以應命”。1898年3月3日，梁啟超致函汪康年，與他攤牌，提出要汪康年辭去總理，由他接辦，不然，“弟即告辭”。②由於汪康年不同意讓出總理職務，梁啟超也就此辭去主筆一職，與《時務報》徹底脫離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