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維新期間，汪康年到底是洋務派人物，還是維新派的一員，這是確定汪康年與《時務報》之間關係的一個關鍵問題。筆者認為，汪康年雖然是張之洞的幕僚，做過張之洞孫子的“業師”,在辦報期間與洋務派仍保持著各種關係，但就他這一時期的思想行為來看，汪康年應是維新派的一員，他與洋務派在一些重大的社會政治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和矛盾。
首先，在要不要變革封建專製製度，要不要提倡民權的問題上，汪康年與洋務派張之洞等勢不兩立。在這個問題上，洋務派與封建頑固派的看法完全一致，極力維護封建專製製度，攻擊“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④而汪康年卻第一個在《時務報》上倡導民權學說，在《中國自強策》一文中，批判封建專製製度“其治多禁防遏抑之製，而少開拓擴充之意”,害得全國之人都沾染上“徇私”“惡直”“崇虛”“耽逸”的惡習；明確指出：“至今日而欲力反數千年之積弊，以求與西人相角，亦惟曰複民權、祟公理而已”。其具體辦法是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製度，立法與行政分離，既立上下議院，又設相臣，下轄戶部、刑部、商部、農部、外部、兵部、工部、民部、海部、教部、郵政等十一部，取代軍機處行使政府職權，各部大臣及各省督撫的任免，均由議院投票裁決，做到職責分明，“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權；事外之人，有監察之權”,徹底治愈封建製度下的“官邪”習氣。①其文一出，立即招來洋務派同僚的督責。但汪康年並不為所動，在《時務報》第9期發表《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大談實行民權有三大好處：一有助於行君權，二有助於激發人們的愛國思想，三可以民權抵禦西方列強的要挾，論證實行君民共治，符合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不存在洋務派和頑固派所說的“患權之下移”“豪強橫行，亂且未已”的問題，斷言“天下之權勢，出於一則弱，出於億兆人則強，此理斷斷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