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教，也即奉孔子為“教主”“聖人”,立孔學為國教，是戊戌期間康有為倡導變法的一個重要理論根據和社會哲學基礎。對於梁啟超與保教的關係，有的學者認為梁啟超對立孔學為國教從一開始就持懷疑態度，甚至公開反對。②或說梁啟超對把孔子奉為宗教的先知和把儒教作為國教沒有熱情，宗教體係全然不在這一時期梁啟超的關懷之列。③揆諸事實，這些說法與梁啟超的實際思想不相符合。
1890年秋，梁啟超經陳千秋引見，拜康有為為師的時候，正是康有為構建他的今文經學，闡發孔子教義的時期。在師從康有為之後，梁啟超起初雖由於閱世過淺，對康有為所授佛學"不能多受",但對康有為的今文經學理論和其所闡發的孔子教義則從一開始就大為折服，“決然舍去舊學”。①在接下來的日子裏，梁啟超不但參與康有為創立孔教的奠基之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和《春秋董氏學》等書的編寫工作，而且與陳千秋最早得聞康有為當時還秘不示人的《大同書》,不顧老師的反對，便在同門弟子中廣為宣傳，致使“萬木草堂學徒多言大同”②。1894年他手寫《讀書分月課程》,向同門弟子介紹萬木草堂的讀書方法，並建議從今文經著作《公羊》和《春秋繁露》兩書讀起。
1895年維新運動開始之後，梁啟超的言行更表明他是保教主張的積極支持者和提倡者。在他發表的著名的《變法通議》一文中，梁啟超便將“保教”與“保國”“保種”一道看作變法所要實現的目標，指出：“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③。在《西學書目表後序》一文中，梁啟超則闡發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中的觀點，明確要求將孔子奉為教主，強調通過讀經，“當知孔子之為教主”,“當知六經皆孔子所作”,“當知孔子之前有舊教，如佛之前有婆羅門”,“當知六經皆孔子改定製度以治百世之書”,“當知七十子後學，皆以傳教為事”,“當知秦漢以後，皆行荀卿之學，為孔教之孽派”,“當知孔子口說，皆在傳記，漢儒治經，皆以經世”,“當知東漢古文經，劉歆所偽造”,“當知偽經多撼拾舊教遺文”,“當知偽經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當知訓詁名物，為二千年經學之大蠹，其源皆出於劉歆”,“當知宋學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義”;通過閱讀諸子之書，“當知周秦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當知非孔教之諸子，皆欲改製創教”,“當知非孔教之諸子，其學派實皆本於六經”;通過讀史，“當知太史公為孔教嫡派”,“當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為行孔子之製，何者為非孔子之製”,“當知曆代製度，皆為保王者一家而設，非為保天下而設，與孔孟之義大悖”;宣稱“孔教之至善，六經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①在寫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甚至認為鑽研和傳播孔教比維新運動更為重要，建議“或一切不問，專以講學授徒為事，俟吾黨俱有成就之後，乃始出而傳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之誌”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