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自己為什麽支持傳教和保教，梁啟超本人做過許多解釋。如在1897年寫給嚴複的信中，他解釋之所以宣傳孔教，目的在於固結人心、統一士人思想，“擇眾人目光心力所最趨注者而舉之以為的則可合”,從而達到“人易信而事易成”。③1899年在《論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梁啟超提出立孔教為國教，是為了達到改造國民思想的目的，聲稱：“欲國家之獨立，不可不謀增進國民之識力；欲增進國民之識力，不可不謀轉變國民之思想；而欲轉變國民之思想，不可不於其所習慣所信仰者，為之除其舊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於宗教革命，而古學複興也。……故欲振興東方，不可不發明孔子之真教旨。”④就此來說，梁啟超宣傳保教目的是要為當時的維新變法運動提供理論根據。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梁啟超當時支持保教除了政治動機之外，其實還有更為深刻的文化動機。具體言之，有以下三個動機。
第一，抵製西方基督教的侵蝕與衝擊。梁啟超曾明確指出“保教之論何自起乎?懼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製之也”①。他在宣傳保教主張時，就對西方基督教之興盛與儒教之式微深感憂慮，強調“彼教之挾國力以相陵，非所畏也，在吾之能自立而已”②,認為“佛教耶教之所以行於東土者，有傳教之人也；吾教之微，無傳教之人也”③。在為老師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所做的辯解中，梁啟超更坦言並非要與考據家爭一日之長短，而是因為“今景教流行，挾以國力，其事益悍，其機益危，先生以為孔教之不立，由於孔學之不明，鋤去非種，嘉榖必茂，**滌霧霧，天日乃見，故首為是書以清蕪穢”④。正是出於對基督教侵入的抵製，梁啟超雖然宣傳汲取西方文化，但對基督教與傳教士的評價則甚低，多有貶詞，認為西學與西方宗教無關，指出“近日士夫多有因言西學，並袒西教者，懾於富強之威，而盡棄其所據，亦由前此於中國書，未經讀有心得也。亡友陳君通父著有《耶穌教平說》一書，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