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在攝政王載灃當政的三年裏，一方麵，新政的各項改革不但沒有倒退和停頓，反而加速推進；另一方麵，載灃的改革的確在許多方麵表現出加強中央集權的趨向，但這是新政改革一開始就固有的本質，隻是隨著改革的推進而愈益顯化，並不意味改革的倒退。並且，加強中央集權也是清末新政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清末新政改革的應有之義；新政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須克服先前清朝存在的地方主義弊端，通過加強中央集權，實現中央對改革的統一領導。事實上，從世界範圍來說，在近代化初期，加強中央集權和鞏固君權並不一定就妨礙向近代國家轉型，反而更有助於一些落後國家的近代化發展，日本的明治維新和德國的俾斯麥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
清末新政改革的症結在於，在20世紀初滿漢矛盾趨於激烈和君權被視為中國積貧積弱的罪惡之源的時候，以及清朝政府因不能克盡守土保民之責而喪失權威性和合法性、被視為“洋人的朝廷”的情形下，清政府加強中央集權和鞏固皇權的舉措，必然激化滿漢矛盾，破壞新政改革的合理性和進步性，由此葬送整個新政改革事業，並為革命黨人的排滿宣傳提供口實。這是當時的清朝統治者未曾認識到的一個重大問題，而清朝政府也為此付出沉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