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民報》和《新民叢報》論戰的內容，應該說兩派各有正確的一麵，同時又各有謬誤之處。就革命派方麵而言，他們揭露滿漢之間存在不平等關係，揭露滿族統治者實行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政策，認為種族問題與晚清政治改革之間存在密切關係，不解決種族問題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立憲政治，這些都基本符合曆史事實，即使梁啟超也不能對其一概否認，在論戰中不得不承認“滿洲人於公權私權上間有與漢人異者”,承認“其論亦含一麵的真理，而駁解之頗不易易者也”,或曰“吾也承認之”“亦吾所承認也”。但革命派為達到宣傳革命排滿的目的，誇大滿漢珍域，將滿人排除在中國人之外，將滿洲排除在中國之外，集中暴露了狹隘的種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偏見，這是極端錯誤的。它既忽視了中國自古以來為多民族國家這樣一個曆史事實，也背離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就梁啟超一邊來說，他為達到抵製排滿革命的目的，淡化或否認滿漢之間存在的不平等關係，否認當時中國存在種族問題，這都是有悖事實的，致使他在論戰中處於被動地位，不得不主動退出與革命派的論戰。但梁啟超從他的“大民族主義”思想出發，堅持滿族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堅持清朝政府為中國政府，不但克服了大漢族主義偏向，而且也擯棄了近代西方一族一國的狹隘民族主義理論，體現了一種理性的國家主義思想。他的這一論點雖然當時因有悖革命潮流而遭革命派的抨擊，但最終還是被革命黨人所接受；革命派在推翻清朝統治後提出的“五族共和”的主張，顯然接受了梁啟超的觀點。不但如此，梁啟超的許多觀點事實上也被我們所繼承和發展。因此，對於近代中國發生的有關種族、民族和國家問題的爭論，必須理性看待，方為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