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是巴黎和會把德國在我國山東的權益讓予日本。而梁啟超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就十分關心我國山東的命運。1914年9月，日本借口對德宣戰，出兵我國山東，並侵擊“戰區之外”的濰縣車站。10月2日，梁啟超在參政院第十五次會議上率先就此提出“緊急動議”,揭露日軍在山東的軍事行動，破壞我國的“中立”立場，目的絕非占領膠州一地，而是要把山東全省變為“第二之東三省”。他強烈要求袁世凱政府必須就山東最新形勢的發展與日本進行交涉，切實保護山東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維護中國主權。①在梁啟超的倡議下，會議最後通過了由梁啟超和陳國祥、熊希齡、王家襄、寶熙五人起草的質問書，警告袁世凱政府“如不能以國權切實之保障明示吾民，則疑憤所集，萬一激成度外之舉動，將何求以善其後?”①
1915年年初，日本軍國主義者進一步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梁啟超又不顧日方的利誘威逼和造謠中傷，在雜誌上接連發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議》《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交涉乎?命令乎?》等文，揭露日本政府所謂的“維護東亞之和平”,出兵中國，無非是乘歐美無暇東顧之際，獨占中國，“謀蹙我於死地”。他奉勸日本政府放棄侵略中國的野心，履行戰前宣言，歸還青島和膠濟鐵路，指出奪人國者到頭來必然以失敗告終。同時，梁啟超也告誡袁世凱政府勿為國家罪人，承諾日本的侵略要求，指出：“吾以為我政府若承諾日本此次之要求，則當承諾之日，即為我國國際上地位動搖之時。”②1917年年初，圍繞參戰問題，梁啟超堅決主張中國加入協約國一方，對德絕交、宣戰，以便中國戰後能夠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他指出，參戰是中國躋身國際社會、增強國際地位的一個大好機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將來的命運，大半取決於在和平會議上的席位，我國將來列席和平會議，能多大程度保全中國主權雖不能確定，但如不參戰，則戰後中國必被排除在和平會議之外，完全由他國處置決定，後果不堪設想。③為此，梁啟超不顧反對黨的攻擊，再度卷入政治，與當時執政的段祺瑞政府合作，力促中國參戰，為段祺瑞起草對德宣戰書，並在1917年8月14日的宣戰書上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