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另一重大意義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在這個問題上，梁啟超雖然與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保持一段距離，有些不同的看法和主張，但很難據此就說梁啟超是一個對抗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反動分子。
首先，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身，梁啟超並無惡意。歐洲遊學期間，梁啟超不但對歐美出現的社會主義思潮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而且多有肯定的評論。如他根據對戰後歐洲各種社會矛盾的分析，斷言“社會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沒有一國能免，不過爭早晚罷了”②。並認為社會革命對歐洲國家來說未嚐不是好事，或許能開辟新的前途。他說：“勞工問題，我想不出數年，這個問題定要告一段落，或是社會黨柄政，實行了社會主義幾個根本大原則，氣象自然一新；或是有些國家，竟自繼俄國之後，做一番社會革命，雖一時大傷元氣，過後反贏得意外發達，也未可定。”③而難能可貴的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百般謾罵詆毀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時，梁啟超卻將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看成是人類曆史的一個“轉折”,認為不管將來蘇維埃政權的結局如何，“假定萬一推翻，他那精神畢竟不能磨滅。從前多數人嘲笑的空想，卻已結結實實成為一種製度，將來曆史價值，最少也不在法國大革命之下，影響自然是及於別國”①。由此，梁啟超對俄國十月革命的領袖列寧也十分崇敬，稱“以人格論，在現代以列寧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義能見實行”②。把梁啟超在20世紀20年代初這些同情社會主義的言論看作是一種“偽裝”,這顯然是不能令人折服的。
其次，在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中，梁啟超也並非完全否定社會主義在中國實行的必要性。在中國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問題上，梁啟超所持的態度即是他在《歐遊心影錄》中所說：對於社會主義的精神是“絕對要采用的”,至於實行方法，以及采用的程度，則要根據各國國情而定，“順應本國現時社會的情況”。③這就是說，他對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終是讚成的。也正因為如此，他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始終也是有條件的。1921年在《複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一文中，梁啟超盡管堅持目前中國應將發展生產力的任務委諸國內的資本家，但同時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必非國家終局之目的明矣，不過借以為過渡。”④1927年，梁啟超在寫給孩子們的信中也再次表示：“你們別要以為我反對共產，便是讚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還利害。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態和共產同一的‘脈論’,但我確信這個病非共產那劑藥所能醫的。”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