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梁啟超接觸到有關日本的知識，是在1891年師從康有為就讀於廣州長興裏萬木草堂期間。據梁啟超所說，他在萬木草堂學習期間，康有為就向他講解過日本著名維新思想家吉田鬆陰的《幽室文稿》。但梁啟超真正開始關注和研究日本還是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
在中國近代曆史上，甲午戰爭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此前，中國在與西方國家的交手中雖然已屢戰屢敗，但在亞洲國家中還抱有一些優越感，對19世紀60年代以來的“同光中興”仍寄予很大希望。而甲午一役，中國被同屬東方文明的鄰國日本打敗，徹底擊碎了中國人殘存的一絲優越心理和“同光中興”的夢幻，將中國的虛弱暴露無遺。因此，甲午戰爭給當時中國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心理衝擊，迫使中國朝野上下對中國的富強之道進行全麵反思，誠如梁啟超所說：“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①這樣一場對當時中國人造成巨大心理震撼的戰爭，自然也促使包括梁啟超在內的中國人對戰勝國日本進行重新認識。
在戰敗之初，梁啟超與當時中國國內許多愛國人士一樣，對日本在和約談判中向中國提出割地、賠款的要求義憤填膺，在北京動員應試舉人聯名上奏朝廷，反對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但在中日互換和約、塵埃落定之後，梁啟超對日本並無惡感，在此後投身變法運動過程中並沒有繼續進行反日宣傳。相反，對日本充滿敬意，稱讚日本為“今之雄國”“豪傑之國”。②他甚至將日本與美國相提並論，稱讚日本是東方的新興國家，認為“西方全盛之國，莫美國若；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