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後為首的保守派發動宮廷政變，將支持變法維新的光緒皇帝囚禁瀛台，大肆通緝和拘捕變法維新人士。梁啟超作為變法維新的重要領導人，在政變爆發當日即逃入位於東交民巷的日本使館，尋求避難。9月26日，在日本公使館的安排下，梁啟超化裝潛往天津，登上停泊在塘沽的日本軍艦“大島”號。10月11日啟程前往日本，20日抵達東京。
在獲得日本政府的營救和庇護之後，梁啟超進一步產生親日和依賴日本的心理，將日本看成是中國的唇齒相依之國，希望日本幫助中國改革，實現中國的獨立與富強。在逃往日本途中，他就曾寫了一首《去國行》的長詩，很不恰當地把他此次東渡日本與中國戰國時期楚國貴族申包胥說動秦國發兵救楚的故事相提並論，稱日本政府決不會像春秋時宋國那樣，不明事理，對中國的事情袖手旁觀，見死不救，禍及自身；指出日本是“種族文教鹹我同”的“君子國”,在抵製沙俄勢力東侵上，中日兩國患難相通，有著共同的利害關係。②10月26、27兩日，在與日本外務大臣大限重信的代表誌賀重昂的筆談中，梁啟超正式建議日本政府出兵營救光緒皇帝複政，推行改革，使中國走上富強之道，說道：“敝邦此次政變，非徒敝邦之憂，實牽動地球全局，而貴邦唇齒相依，所關尤為重大。蓋東方之安危，全係乎敝邦之能自主與否，敝邦立則日本之邊防、商務、工藝皆受其利，敝邦危則皆受其害，此情事之最易見者，無待仆言也。……故仆等之意，深望貴邦助我皇上複權也。”①
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梁啟超也大談中日“同文同種”,極力宣傳中日提攜，提倡“大亞洲主義”,宣稱中國是“亞洲之中堅也，亞洲之境壤，當亞洲自治之，非他種人之所得攘也”。呼籲日本實行“保亞洲獨立主義”,勸導清政府，“使其實行改革，以振起國勢，杜歐勢之東漸”。②1899年創辦《清議報》,梁啟超就把“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和“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作為該報的兩個宗旨。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