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爾頓認為，實現人的解放，就要實現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這樣就提出兩個問題：何謂人生的意義，怎樣去實現人生的意義。
伊格爾頓首先批判了對人生意義的唯心主義的解釋：“‘人生的意義’這個詞組裏的‘意義’一詞，是否可能擁有類似於‘某人意圖證明什麽’這個範疇的意思?這當然不可能，除非你相信人生是上帝的言辭，即上帝借以向我們傳達重要內容的一個符號或一段話語。偉大的愛爾蘭哲學家貝克萊主教就是這麽想的。”①
這就是說，唯心主義宣稱存在著一個“終極”事物來作為人生意義的標準，實際上這就否定了人生意義的創造性和社會性，“上帝在永恒之中早已預見到了我的行為，一切不過是按他早已計劃好的劇本進行。全知全能的上帝早就知道我一定會那麽做，在設計宇宙藍圖的時候也早已把這一點考慮在內了”②。既然上帝都替你們做主了，那麽人生的意義就是去絕對服從上帝，而不需要自己的創造。伊格爾頓反對這種消極的人生態度，他同樣也反對從人的自身出發，去規定事物和人生的意義，“如果意義隻是某種我們鑽研出來的東西，它就不能充當現實的牢固基礎。事物必須內在的有意義，而不是靠我們鑽研出意義”③。或許我們能夠認識到人生的意義，但是卻不能憑空鑽研出人生的意義，想象和杜撰出的人生意義本來就是荒謬可笑不切實際的。對於這種形式的人生的意義，伊格爾頓認為終究是一種幻想和空談。
再次，伊格爾頓還批評了後現代主義者所堅持的那種“否定的”人生的意義，“後現代主義堅稱，隻要我們還有深度、本質和根基，我們就仍然活在對上帝的敬畏之中。我們還沒有真正把上帝殺死並埋葬。我們隻是給他新換了一套大寫的名字，如自然、人類、理性、曆史、權力、欲望，諸如此類……‘深刻的’意義總會**我們去追尋那諸意義背後的元意義這種妄想，所以我們必須與之切割，才能獲得自由。當然，這裏的自由不是自我的自由，因為我們已經把‘自我’這個形而上學的本質同時消解掉了”①。伊格爾頓認為，後現代主義的自由既然消解掉了主體即自我，那麽這種自由隻能是一種抽象的自由，實際隻是一種空虛的概念和文字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