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如何實現人生的意義和人類的解放，伊格爾頓認為這是人類主體的解放問題，是人類作為社會存在的主體擺脫物質和精神束縛的過程。因此，他深入審美領域，力圖通過審美批判來實現人生的意義和人類的解放。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出現了“語言學轉向”,在這種現象下，文本研究逐漸成為熱門話題，文本學與解釋學悄然興起，諸多學者對文本結構、文本內容以及文本與社會的關係作了深入的探討，形成了多種理論觀點。福柯將文本作為一套話語事件置於具體的社會實踐語境中，研究了社會主體及其知識被權力建構的過程，他指出了知識的權力性質和規訓作用，反對知識的客觀性，也反對知識是解放全人類的力量的馬克思主義觀點。同時福柯指出，由於人們時刻處於各種權力的束縛之中，人類的主體地位是不可能的，這就陷入審美悲觀主義。德裏達認為文本之外無它物，文本就是語言遊戲的迷宮，作品沒有明確界限，文本間相互播撒、延異和消解，關於社會主體，德裏達提出“人的終結”的口號，認為不存在所謂的“大寫的人”或主體，主體隻是一種蹤跡或替補，被具體的社會曆史條件所指涉和限定，這就陷入審美虛無主義。伊格爾頓反對德裏達隻局限於文本內部進行文本解讀的方法，指出文本與社會曆史條件和思想觀念具有緊密的關聯，文本不是延異和散播，而是集中指向意識形態，而主體和人並沒有終結，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主體隻是迷失了，它會有恢複的時候。同時，伊格爾頓較為讚同福柯的文本研究方式，將文本與權力結構和意識形態聯係起來，揭露了知識對於人類主體的塑造和馴化，但是，伊格爾頓不同意福柯對於知識的悲觀性理解，認為通過科學文本知識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人類能夠重新獲得自身的主體地位，實現自由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