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者一方麵借助於盧卡奇的“總體性”方法，批判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開始以一種“整體的、過程的”視角來審視本國資本主義的現實，將現實看作一個由各要素在相互聯係中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另一方麵受到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的啟發，他們也首先把關注點聚焦於文化，用文化來指稱上麵提到的“整體的社會過程”。
基於對傳統和日常生活的關注和分析，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者試圖重新定義社會鬥爭，尋求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相適應的新抵抗形式。葛蘭西的文化領權思想啟發了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對革命的新理解，即革命除了凸顯政治經濟權力的轉移，更重要的是推翻一種完整的階級統治形式。這種形式一方麵存在於政治、經濟的製度和關係中，另一方麵也存在於人們的經驗和意識形式中。由此，他們試圖重新定義社會鬥爭。在這一目的的指引下，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者把研究的視野轉向了文化，因為“它一方麵指示了這種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領域，另一方麵認識到這個領域是政治鬥爭的場所”①。並建構起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批判理論。在他們看來，文化批判就是對整體生活方式中的各種因素之間關係的研究。與法蘭克福學派把當代文化看成低級民眾的文化工業，完全否認人民的主體能動性不同，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將文化視為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一種社會物質實踐，力圖通過文化批判，喚醒大眾的革命意識。在文化實踐領域重塑當代社會的革命主體，是英國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家們自覺而重要的使命。
正如第三章講到的，英國新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麵上克服了法蘭克福學派以及傳統文化研究漠視甚至否定民眾主體能動性的弊端。全麵論證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動的革命主體依然存在。而且，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基於對文化的物質性理解，賦予了文化鬥爭極其重要的地位，即不再將其視為經濟過程的必然結果，而是把它看作社會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為此，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專注於各種意義的文化與政治社會的關係，強調從文化出發改造社會的可能，並把希望寄托於新的文化主體的生成和塑造上。他們甚至非常深刻地洞察到應該從生產和消費的多次循環中動態地把握當代社會文化生產的複雜運行機製，以創造出新的主體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