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社會曆史發展狀況，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中西歐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推動了盧卡奇和葛蘭西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新探討。他們克服了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機械決定論的錯誤，強調了總體性原則的重要性，進而把對馬克思主義的討論轉移到了文化領域。他們首先關注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喪失與恢複問題。
(一)革命意識問題的凸顯
盧卡奇基於對第二國際所倡導的“經濟決定論”和資本主義的物化現實所做的批判，揭示了社會現實和社會曆史進程的總體性。盧卡奇的總體性首先是人的存在的總體性，而人的存在的總體性是通過主客體統一的辯證法體現出來的。盧卡奇把辯證法限定在社會曆史領域的做法，凸顯了他對人的主體性，特別是無產階級主體性的極大關注。他認為，無產階級主體能否實現其能動性和創造性，關鍵在於其革命意識的恢複或重新生成，而後者有賴於無產階級的“內在轉變”和“自我教育”,具體講就是要無產階級突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控製，擺脫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以及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當然，這並非易事，盧卡奇指出：“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是一個長期的和困難的過程，隻有經過這個過程，無產階級才能成為成熟的革命階級，因為無產階級受著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影響，所以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以及資產階級的文化越是高度發展，那麽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過程就越是一個艱巨的過程。”①
葛蘭西基於列寧的思想也探討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問題。他指出，列寧是否認工人階級意識形成的自發性的。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受到資本主義製度及其思想的束縛，根本不可能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的革命信仰，並在此基礎上開展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鬥爭，最多隻能從改善自身的局部利益的目的出發進行一些罷工運動，但從性質上看，這種鬥爭根本算不得是社會主義的鬥爭。因此，列寧強調，必須借助職業革命家的努力，將社會主義的思想和信仰從外部灌輸到革命群眾的鬥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