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認為，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在使用“革命”這一術語上，都是非常廣泛和多樣的。為了進一步的分析工作，首先有必要表明這種多樣性。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革命的論述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幾種：
1.在1859年序言(即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第1分冊所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我們看到，當生產力的發展受到生產關係的束縛時，馬克思提出了一種“社會革命”的可能性。
2.在1853年6月25日發表於《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的一篇文章《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我們發現馬克思講，僅僅是英國對印度的殖民征服，就使印度村社“半野蠻半文明的公社”消失，並因此產生了馬克思所描述的“結果就在亞洲造成了一場前所未聞的最大的、老實說也是唯一的一次社會革命”①。
3.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恩格斯同時提出了作為技術革命的革命(即在科學、生產力並因此在勞動的技術分工方麵的革命性變化)和作為社會革命的革命(即一種社會形態被一種新的和更好的社會形態所替代)。
4.在《共產黨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和《法蘭西內戰》中，我們發現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革命”這一術語的方式，可能最為緊密地與馬克思主義相聯係，那意味著對國家政權的武力攻擊，由新的社會階級或組織接管國家政權。
科琴指出，由上述可見，在馬克思對“革命”這一術語的使用上，我們麵臨著大量的不精確和不一致。但是，這種不精確和不一致僅僅是表麵上的，如果我們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與寫作的曆史背景，實際上它們是很容易被解釋的。“如果我把這種背景概括為一句話，準確地表述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人類曆史的一個‘革命性’時期。如果我們單獨看待馬克思本人生活的時代，從1818年到1883年，我們也很容易理解。”①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這樣一個“革命性”時期，科琴概括了五個方麵最具“革命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