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認為，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它建立了一種新的、更好的社會形態。這種新的社會形態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它以一種經濟生產的工業化模式和(在資產階級革命完成的地方)民主的政治形式而區別於其他社會。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同樣將是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建立一種新的、更高級的工業化生產模式和一種甚至更加民主的政治形式。因此，與這種觀點相一致，科琴認為，馬克思使用這兩個術語是指稱作為一個整體的未來的社會形態(它的經濟生產模式和它的政治結構)。“於是，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這場接下來徹底的‘社會革命’將會走向何方?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將會是怎樣?特別是在晚年，馬克思一直對繪製這種未來社會的‘藍圖’小心謹慎。因為對他來說，這樣的藍圖具有19世紀早期英國和法國所謂‘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色彩，對此，他在對法國思想家蒲魯東的辯論中(1847年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以及別的地方進行了批判。”①
科琴引用了馬克思在去世前兩年致費迪南·多梅拉·紐文胡斯信件中的一段話來說明問題：
對未來的革命的行動綱領作純學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預測，隻會轉移對當前鬥爭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臨近的幻夢曾經煽起原始基督徒反對羅馬世界帝國的火焰，並且給了他們取得勝利的信心。對於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秩序所必然發生而且也一直在我們眼前發生著的解體過程的科學認識，被舊時代幽靈的化身即各國政府折磨得日益激憤的群眾，以及與此同時生產資料大踏步向前的積極發展——所有這些就足以保證：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一旦爆發，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動方式的種種條件(雖然決不會是田園詩式的)也就具備了。……我認為，任何工人代表大會或社會黨人代表大會，隻要它們不和這個或那個國家當前的直接的條件聯係起來，那就不僅是無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們隻能在沒完沒了的翻來覆去的陳詞濫調之中化為烏有。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