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社會主義理想社會形態的闡釋中，安德森以馬克思所創立的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以“科學社會主義”為理論訴求，主要就社會主義的策略模式、社會主義的革命政治學以及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思想等內容進行了重點論述和分析，既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革命工程，同時也借鑒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改良措施，闡述了東西歐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社會主義的革命模式和理想形式，形成了一種基於“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對於安德森而言，他不僅繼承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文化，而且秉承了革命社會主義的策略思想，認為要想實現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徹底改變必須通過革命的、甚至暴力的手段才能完成和達到。然而，安德森的這一革命社會主義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理論和實踐的不斷交鋒和統一中形成和塑造的。當1964年安德森寫作《當代危機的起源》和《對威爾遜主義的批判》時，他還是哈羅德·威爾遜新政府主義的支持者；當1976年他寫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之後，便成了一名堅定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在英國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保羅·布萊克裏奇看來，這一顯著轉變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內因來看，安德森從黑格爾的總體性概念轉向了阿爾都塞的總體性概念，走向了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更為靈活的理解，並信奉了一種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從外因來看，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所引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激進革命浪潮，使他相信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工人階級實踐相結合的時刻會重新到來，從而使安德森走向了革命的社會主義道路。
在有關東西歐社會主義策略模式的論述中，馬克思本人曾做過一些初步的和重要的思考。當馬克思1871年批評巴黎公社不願發動內戰，並於同年向第一國際代表大會宣布：“我們應當向各國政府申明：我們知道，你們是對付無產者的武裝力量；在我們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們將用和平方式反對你們，在必須用武器的時候，則用武器。”①在此，馬克思提出了無產階級走向社會主義的兩種策略模式，一種是和平的或改良的方式，一種是革命的或武力的方式。隨後，馬克思在1872年阿姆斯特丹的演講中進一步指出：“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製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製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杆；為了最終地建立勞動的統治，總有一天正是必須采用暴力。”②這裏，馬克思進一步區分了歐洲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的社會主義策略模式，認為像美國、英國和荷蘭等一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走向社會主義，而像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則隻能通過革命的甚至是暴力的方式來實現社會主義。因為在馬克思看來，暴力有時是革命的助產婆，但他從不讚成使用暴力革命，正如他對法國雅各賓派在法國革命中使用暴力革命的強烈批評那樣。然而，安德森認為，馬克思本人低估了和平主義的英國、美國和荷蘭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強製性或壓迫性的政治力量，而高估了這些資產階級國家的思想或意識形態的文化力量，因而形成了一種傾向於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策略模式。這就為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策略思想奠定了基本的雛形，也為改良主義和革命主義的社會主義策略模式之間的爭議提供了最初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