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英國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安德森在馬克思所開創的曆史唯物主義的傳統視域內對曆史、現實和未來進行了獨具特色的研究和探索，發展了一種可稱之為“類型學”唯物史觀的理論認識，在對世界史、地區史乃至國家史的解釋中開創了一種新的“類型學”的解釋路徑和研究方法。
在這一“類型學”的解釋路徑和研究方法下，安德森把唯物史觀思想看作曆史學與社會學的獨特綜合。在他看來，“任何社會都擁有兩種尺度，它是結構的，隻能按照各部分之間的關係來理解，它也是過程的，隻能按照過去的累加意義來理解………馬克思主義是有關曆史分析與結構分析的有機統一的唯一思想。它既是純粹曆史主義的(否認了所有超曆史的本質),也是根本功能主義的(社會是有意義的總體),這一綜合仍是獨一無二的”①。因此，曆史學和社會學構成了安德森“類型學”唯物史觀思想的兩個根本維度，也是他研究所有問題和現象的兩大基本原則。一是曆史學的，他試圖通過對曆史係譜的宏觀追溯來說明，一是社會學的，他力圖通過對社會結構的理論分析來說明，從而形成了一種融曆時性與共時性、時間性與空間性為一體的對於唯物史觀的科學解釋。
一方麵，安德森把曆史學看作“類型學”唯物史觀的首要維度。在他看來，曆史與現實是兩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現實的問題源自於曆史，曆史的遺產存留於現實，理解現實就要深入曆史，書寫曆史是為了說明現實，因而，現實是曆史的立足點和落腳點，而曆史是現實的出發點和切入點。因此，在這一“類型學”唯物史觀中，安德森總是把曆史作為研究現實問題的來源和基礎，通過對整個曆史係譜的宏觀追溯來回答和解決現實問題。他在《社會主義和偽經驗主義》中為《當代危機的起源》一文的目的做辯護時寫道：“在一種卓越的、想象的曆史與一種空洞的政治分析之間的巨大鴻溝是我們試圖去克服的。我們試圖把曆史與當前相聯，重建兩者之間的連續性。這不可避免地意味著一種‘總體化’的嚐試，這是學術曆史學所割裂的……我們試圖構建一種有關英國社會的曆史與現在的總體化的理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