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集報刊、自成體例的近代書評源自西方，其立意與中國原有的評論方式迥異。儒家倡忠恕之道，不慣於直斥時人著述之非，因此在人情縈繞的學術社會，序跋多作，而頗多頌揚之詞。學人一般通過書信、談話和按語等隱晦方式表達心中真意。例如，王國維極少公開臧否人物，隻在私人談話中透露己意。口自稱“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的陳寅恪也不慣於當麵批評，隻在貌似表揚的評論中隱含商榷之意。相比之下，後“五四”時代成長起來的新一輩學人受傳統道德倫理的製約越少，故能接納西式的學術批評，而產生出眾多生機活潑、直指問題核心的書評文字。
被譽為“天才史學家”的張蔭麟(1905—1942年)在民國學界以善寫書評著稱。他在入讀清華學校的第二年(1923年),因撰文質疑乃師梁啟超的老子生於孔子後“百餘年之說”而一鳴驚人，此後因家庭環境和師友鼓勵又多作書評。其中少數為介紹性質的文字，更多的則是品評學術的激揚之音，往往文字犀利，一針見血。這些文字散見於專業學報、報紙副刊，以及學生刊物，且多用筆名(多為“素癡”,偶題“燕雛”),隱去真實身份。這些不類今日風格的多元化書評，長短不一，短者不滿百字，長篇可至萬言。今搜集並加以考訂，收為本集。
張蔭麟在清華讀書時，便多作書評，這得益於文學教授吳宓的提攜和幫助。吳宓作為《學衡》雜誌的主編，長期被學界視作“學衡派”的掌旗人。論者也多把張氏歸入該派，主要因其多在《學衡》上發表文章，且篇數穩居前列。其實所謂“派別”,不宜隻看表象，還要看內部的思想聯係，從實際的學術互動中探索本相。
張氏自1926年夏天父喪以後，“不惟他自己學費的來源斷絕，而且他還須擔負弟妹求學的費用”,於是靠賣文為生。“此後數年間，他求學費用的來源，主要的是靠向《東方雜誌》《清華學報》《大公報·文學副刊》三處投稿的稿費。”這或許是出於不得已。張氏在賀麟留美臨別之際，曾勖勉其埋頭學問，少寫膚淺的文章。而他的諸多書評之作，有些不免過於隨意，如評論朱希祖之文《明季史籍跋文》,僅說了一句“於著作人之問題各有考證，惟其書皆非甚重要耳”,引起了朱氏的不滿，“此種全任主觀、任感情之評論不但毫無價值，且太輕視學問”。他自己也頗有自知之明地承認，“所撰各文幾於無一篇完全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