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從商鞅變法以來，以法家路線治理國家，逐步走上富國強兵之路，最終滅六國而成一統。大一統政權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確立與封建政治製度相適應的統治思想。當時的人們對這樣的根本性問題進行了思考，是堅持商鞅以來的既定方針，嚴刑峻法以治國馭民，還是改變政策，行德教以收民心？秦朝君臣就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個爭論，主要表現為儒法之爭。爭論的結果是沿用法家路線的思想占了上風。秦始皇不懂得剛柔相濟，一張一弛的為治之理。他認為明法是統一天下和建立大一統秩序的關鍵，當天下已定，民眾渴望休養生息之時，他用暴政把民眾推進深淵，也把新生的大一統政權送入火海。
法家認為學識才智是貧弱敗亂的根源，不希望被統治者有獨立的思考，特別欣賞愚民政策，而民眾掌握曆史知識，對於他們來說尤其感到不能容忍。從商鞅所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1]，韓非所雲“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2]等言語中，可以清楚看出法家對知識傳播的恐懼。儒家則把教育民眾看成政府最重要的職能，看作決定社會治亂安危的關鍵環節。認為隻有人人懂得禮義廉恥，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才會由民安導致國治，強硬手段隻能使人畏懼，不能使人心服，而民心的向背決定著政權的興亡。
法家的社會主張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在建立和整頓社會秩序時樹立“尊主卑臣”，“分職不得相逾越”[3]之勢，用嚴刑峻法保證社會機製的運行，確實有顯著的作用，法家的主張有合理性的一麵。當秦麵對六國初平，天下擾攘的混亂局勢時采用強製手段以建立統一的秩序，應該說是一種必然的曆史選擇。但在統治秩序建立之後，要想解決長治久安問題，就必須改變政策，施仁政以休養民力，通過思想教育調動起民眾的熱情，同心同德地參與新生政權的建設。在這方麵儒家思想顯示出它特有的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