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之學是道家的一個特殊派別，它托始於黃帝，在老子學說基礎上吸收了儒墨名法等多家學說中的積極成分，形成以政治學說為中心內容的哲學思想。它的特點有二：一是在兼蓄諸家學說基礎上，突出強調循道和明法，所以也被稱為“黃老刑名”之學，這反映了由道德入刑名的道家與法家的天然聯係。二是主張清靜無為，不對社會民生做過多的幹預，讓百姓休養生息。因為它的主張反映了民眾久罹戰亂之苦，要求政治寬緩、生活安定的強烈願望，所以在戰國末期萌生後，到漢初流行一時。
漢初統治集團中的才智之士大多受到黃老之學的影響，他們較早意識到調整政策，休養民力的必要。在張良、陸賈等人影響下，高祖與蕭何基本上以儒家的德政思想為指歸，確定統治方略，但也受到黃老影響。在全國推行新的政令，建立新的統治秩序時，注意恢複百姓的正常生產和生活，“掃除煩苛，與民休息”[6]。
當時君臣都尊崇黃老，黃老之學成為社會上的主流思想。史家記載：在惠帝和呂後之朝，“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後女主製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8]。黃老之術收到初步效果。
漢文帝尊崇黃老之學，“本修黃老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靜無為”。他在“漢家基業初定”，“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幹戈之難”的情況下，繼承惠帝和呂後時期的統治方針，“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9]，使漢代社會走上繁榮之路。
景帝和母親竇太後都是黃老之術的服膺者。竇太後對景帝和武帝初期的朝政施加過一定影響，她“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10]。景帝曾把善為黃老之言的處士王生召至宮中，又重用信奉黃老的直不疑、汲黯等大臣。他“務在農桑”[11]，“務在養民”[12]，繼續執行文帝的統治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