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西漢政府召開鹽鐵會議，“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15]，就國家大政方針展開討論。這次會議對於昭宣時期乃至此後的政局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武帝大興功業，雖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曆史成就，但也造成了國力民力虛耗的嚴重後果。漢武帝不得已任用桑弘羊等興利之臣，采取一些國家經濟統製政策，收到了暫時緩解經濟壓力的效果，可隨之又出現一些新的社會問題，武帝晚年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宣布“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16]。這些措施實行不久，武帝便與世長辭。昭帝幼年即位，霍光輔政，麵對國庫空虛、百姓貧窮的殘破景象，如何調整政策，把國家引上富強之路，成為當時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鹽鐵會議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召開的。
會上由服膺儒家思想，主張終止鹽鐵官營政策的唐生、萬生等賢良文學為一方，以信奉法治，堅持武帝時期財經改革的桑弘羊等官員為另一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雙方“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17]，由尚義還是尚利這一根本不同的思想基礎，引發出對國家一係列施政方針原則的討論。漢宣帝時，桓寬整理會議討論結果，纂成《鹽鐵論》一書。
雙方的思想交鋒基本集中於下列問題上：
第一，怎樣才能使國強民富？賢良文學們堅持重農輕商的儒家立場，認為：“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18]而鹽鐵官營專賣，是與民爭利，不但導致“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19]，衣食匱乏，而且因“務於權利，怠於禮義”[20]，造成“散敦樸之原，成貪鄙之化”，敗壞社會風氣的嚴重後果。因而要“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通過這些進本退末的舉措，達到寡功節用而百姓富足的目的。桑弘羊則認為本業與末業可以並存，論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21]，“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22]，漢實行國家經濟統製政策，也收到了足國用助邊費，賑饑備荒的效果。因而“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