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代是中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飛躍時期。秦漢以前，華夏族的文明也是在各族不斷融合的基礎上，並在不斷吸取外來文化的因素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但是，這時的吸收、融合乃是逐步的、漸進的或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大規模地進行的。這是由於有限的疆域和割據形勢所決定的。如戰國時期“胡服騎射”變易衣冠者僅限於武靈王時的趙國；廢揖讓之容、變禮俗者，也僅限於秦國。秦漢時期，由於統一的封建帝國的建立，為大規模地吸收外來文明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如秦朝統治者“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觶之鼓”[35]，正反映了大規模吸收外來文化的狀況。尤其是漢武帝時期，統治者有意識地引進外來文明，使許多有益的物質和精神文明被大規模地吸收進來。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漢向西域的通道，同時也開創了中西交通的新紀元。與此同時，漢文化也通過使者、商隊不斷地傳播到周邊少數民族地區乃至域外諸國，並影響了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秦漢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規模與影響，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
回顧秦漢時期文化交流的曆史，可以從中得到哪些有益的啟示呢？我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是值得一提的。
第一，秦漢時期的文化交流走的是一條融合與鬥爭並存、以融合為主的道路。這也是中國曆史上文化交流的基本模式。早在戰國時期連年不斷的兼並戰爭中，中國文化走向統一與融合的趨勢就已十分明顯。戰國時期一些進步的思想家紛紛提出了統一的主張。如墨子主張“尚同一義為政”[36]；孟子提出“定於一”[37]；荀子提出“一天下”[38]；韓非子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39]；呂不韋提出“王者執一”[40]等。與此同時，在當時的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了融合各地、各家思想文化因素的學派。如戰國中期盛行於齊國稷下的黃老之學，就是以道家思想為主、同時又融合各家思想的產物。戰國末期各派雖然不乏思想的交鋒，如荀子的《非十二子》，對道家、墨家、法家、名家乃至儒家的思孟學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韓非子的《五蠹篇》，則對儒墨顯學進行了猛烈地抨擊。但荀子的儒學、韓非子的法家思想，也都是融合各家、各派思想的產物。秦始皇統一中國，在政治上代表了自戰國以來人民要求安定統一的曆史潮流。但是，秦朝在思想文化上主要推行的法家路線，對於法家以外的思想學說采取高壓政策，加以壓製，重法令而輕德教。這一思想文化政策最終成為其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漢初統治者吸取秦朝覆亡的教訓，采取黃老“無為而治”的統治政策。由於黃老之學的政治主張適應了漢初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也由於黃老之學本身在思想上的兼容性，使其較法家的思想適應麵更為寬泛。到漢武帝時，董仲舒建立了新儒學，融合了“百家爭鳴”中的陰陽五行家、法家、道家等多家思想，更融合了先秦以來孔、孟、荀諸派儒學思想，使之成為一個有機的思想體係，基本完成了中國各地思想意識的統一。雖然，其間又經曆儒、道、法各家及儒家內部各派之間的鬥爭，但是，統一與融合則是主流。在中原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中國與海外各國的文化交流中，盡管也發生過各種衝突、戰爭，但文化間相互吸收、融合也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