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統治時間短，但其統治思想卻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對秦皇朝以法家為治國思想的利弊，我們已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作了較詳細的分析，這裏隻對秦統治者對其他思想學說的看法略作評介。
秦代以法家學說為統治思想，又采取了焚書坑儒等措施打擊其他思想學說，但其思想並不是純粹單一的結構。一則，任何政權都不可能完全禁絕非主流思想的流傳，即使在極端專製的鐵幕之下，有生命力的思想成果也會找到自己生存的方式。再則，任何思想在其創立發展過程中，都必然要從其他思想學說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以充實自己。不同因子的滲透，是學術思想存在的正常形態。蔑視其他思想，也就意味著自身生命力的衰竭。其實，思想學說總是以多元混合的形態出現，即使在當政者和思想家頭腦中，一般也很難對某一思想劃出一條界限十分嚴明的鴻溝。在對秦代思想的考察中，我們看到在以法家思想為主的同時，陰陽家、儒家、道家以及神學宗教等思想也都擁有自己的生存空間，有時甚至得到青睞。
呂不韋當政時吸收各家學說編纂的《呂氏春秋》，一直被目為雜家之言，其實不但有豐富的內容，而且有相對嚴整的體係。“全書從論天、治國到做人、養身；從政治、經濟、軍事，到哲學、曆史、道德、音樂，一個封建國家中央政權所應處理的各個領域的問題，它基本上都設想到了。因此，它應該被看作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一部較完備的治國法典。”書中在社會政治思想方麵提出“國家要有天子，實行封建宗法等級製度”；“天子與國君要效法天地，去私貴公，以天下國家利益為重”；“在君臣關係上，君應當因而不為、任賢使能，臣應當公而不私、直而不阿”；“為政要順民心，興民利，借民力，不可專恃威勢刑罰”；“在經濟方麵，采取封建私有製，實行重農兼工商的政策”；在文化教育方麵，主張“一是百家兼收”，“形成一種綜合性的意識形態”，二是“養士、尊士，以士為師，重視學問”[1]。這些主張在秦及以後封建政權的施政中都可找到印記，產生了一定社會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