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宗法倫理的社會結構中，婦女總是處在這種結構的最下層。兩漢時期，適應大一統皇朝需要的禮製建設尚處在由理論向實踐的轉變時期。這一時期，人們對婦女社會地位、道德禮教、自身修養等的認識還沒有達到完全統一。宗法倫理枷鎖對婦女的束縛尚不如後世嚴厲，婦女在社會上尚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但是，這一時期的婦女觀已相當明顯地表現出對婦女的鄙視，並逐漸形成了一套壓抑束縛婦女的理論，對後世產生了惡劣影響。
在兩性觀念及家庭倫理方麵，男尊女卑的觀念得以確立。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論，於夫婦之道論證了“夫為妻綱”的絕對性。他將陽尊陰卑的陰陽五行學說灌輸到夫妻人倫之中，認為“丈夫雖賤皆為陽，婦女雖貴皆為陰”[86]。再高貴的婦女也得受卑賤的丈夫的管束，把性別差異、性別奴役淩駕於階級的差異和奴役之上，使之具有了普遍的意義。兩漢以讖緯迷信與陰陽五行相結合的各種理論，於夫婦之道上都主張夫為陽、婦為陰，妻之事夫乃“天道”支配，是不可逆轉的。《白虎通義》則對婦女地位作了更進一步的貶抑，它說：“男女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87]“婦人無專製之義、禦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88]婦女永遠是男人的附庸，“三從”之論實際上就是順從男人。妻子不能拋棄丈夫，猶如地不能去天。婦女在社會交往中沒有地位，其職責就在“供養饋食之間”。
從漢代一些法規上也可看出，夫婦雙方在家庭中的權利和義務是不平等的。丈夫對絕大多數家產都有支配權，而妻子支配的財產隻有若幹陪嫁品而已。一些禮法還單方麵規定了男子“去妻”的七種情況：“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盜竊，去。”[89]當然，漢代夫權還未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故而在給予了男子更多的權力的同時，也允許婦女在一定條件下有與男子離婚的自由，如丈夫品行不良；丈夫患有惡疾；丈夫家中貧苦，無法生活；女方家庭與男方家庭發生激烈矛盾。婦女都可提出離婚。盡管法律給予婦女的權利極其有限，但總還沒有達到沒有任何自由權的地步。這說明盡管當時在理論上反複闡說婦女的極端服從，但實際操作中仍有可以回旋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