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有倫理特色的中國思想史上，義利問題成為許多思想家極為關注的問題。而義利觀念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從理論闡發到實際操作，從國家治理到個人修養，隨處可見義利觀的影子。
先秦思想家對義利問題已進行了較為深刻的闡說，而且直接影響了後世義利觀的取舍標準。秦漢時期，人們在繼承先秦思想家義利觀的同時，又提出了自己對義利問題的各種看法，為中國古代倫理思想增添了新的內容。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呂不韋集門客編撰《呂氏春秋》，其中就提到以義治國的問題，書中說：“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強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61]義是善，是一種道德價值，是超越物質價值的。義所達到、所蘊含的不是感性的功利目的，而是維護人之為人的尊嚴，是超功利的。如果君王治理國家，能引導民眾趨義，國家必然大治。
西漢初年，陸賈繼承先秦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指出“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62]，主張“先道而後利”。並把主於義還是主於利當作區分君子、小人的標準，“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63]陸賈沒有把義、利對立起來，認為義利隻有厚薄先後之別，重義者為君子賢者，重利者為小人愚者。這顯然是先秦重義輕利、君子小人之別的繼續。
西漢中期，董仲舒又提出了頗具特色的義利觀。他認為，人天生就有好義和欲利兩種心理，因為義和利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兩個基本方麵，都是人生所需要的：義可以養心，利可以養身。“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