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三綱之說緊密相連的是五常之道。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規範。董仲舒在對漢武帝的第一次策問時就提出了這一問題，他說：“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46]先秦時期，孔子思想體係中就有了仁、義、禮、智、信諸範疇，但孔子未將其連用。孟子曾將仁義禮智並提，看作人們不可或缺的四種品德。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47]，“仁義禮智根於心”[48]等。但孟子將仁義禮智信五者放在一起論述尚未見到。從文獻記載看，是董仲舒第一次將仁義禮智信連提並論，且進行了深入論述。這裏麵有對先秦儒家思想的吸收發展，又有時代的特點。
從思維路向和價值原則的層麵看，董仲舒所講的仁，在其“五常”中處於核心地位。它的基本內容是“愛人”。他說：“仁者，所以愛人類也。”“仁者，惻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誌，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陂之事，無僻違之行。故其心舒，其誌平，其欲節，其事易，其道行。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49]這是在繼承孔孟“愛人”的仁學前提下，將個人自我情感欲望的調控，用以改造並充實仁的內涵。總的看來，董仲舒的“仁”，立足於順從不爭，心氣平和，符合儒“道”。這既是對孔子“克己複禮為仁”思想的發揮，更是對人我關係的調節。
董仲舒所講的義，與仁密切相連。他宣稱，義與仁是不同的道德規範。就其內涵而言，“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為言我也。”[50]這就是說，義即是適宜，適宜於匡正自己的思想行為的道德規範，便是義。就其實施的範圍而言，它與仁不同，它著重於主體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董仲舒說：“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51]就其方法論原則而言，是孔孟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董仲舒強調，“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非諸人，人之所不能愛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52]這顯然是孔孟儒家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自覺修養思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