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在統一六國之前，就有崇尚法刑、輕視禮樂的傳統。戰國中期，商鞅變法，獎勵耕戰，倡導刑名之學，強調以法治取代禮製，認為“明主忠民產於今世，而散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於法”，“任法而國治矣”[1]。同時提出設官置吏為天下師的主張，認為“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2]。秦滅六國之前，韓非著《五蠹》、《說難》、《孤憤》，承襲商鞅的思想，薄禮義之教，斥私學“亂上反世”，明確將“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並提，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3]這樣，“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作為相互依存的一項與秦國基本國策相一致的文教政策，逐漸被提到秦國的議事日程上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並六國，一統天下，實施法教、吏師製度的條件逐漸成熟，加之六國舊族對自己的失勢不滿，儒生又喜歡談古論今，危害統一。這就更加快了秦始皇將商鞅、韓非所提出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思想言論變為現實的速度。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之賀壽，儒學博士淳於越借機向秦始皇提出“師古”、“分封”的主張，結果引發了一場討論，丞相李斯繼承商鞅、韓非的思想，指出製度應隨時而變，春秋時期諸侯並爭、遊宦盛行，而今天下一統，法令一出，要扭轉“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的局麵，必須“禁私學”，因為“私學相與而非法教”，並提出焚燒詩書，以杜絕儒士借《詩》、《書》以非當世，同時指出，凡“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4]。秦始皇對此大為欣賞，遂頒布“挾書令”，“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5]。焚書使絕大部分民間藏書毀於一炬，實為學術文化的一大浩劫，充分反映了秦廢黜百家、以法治國的專製集權政治的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