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代的史官與起居注
西漢的史官設置大體與秦相同，禦史官屬中有禦史中丞，在殿中蘭台掌圖籍秘書，可能也兼司記注之職。奉常屬官有太史令丞，司馬談與司馬遷父子就先後任過太史令之職。《漢儀注》以太史公為官名，以為“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69]前人指出太史公當為太史令之尊稱，且其位不會在丞相之上，很有道理。但太史令掌天下計書，並仿《春秋》之體記事的說法應當是可信的。《漢書·藝文誌》言：“太史試學童，能諷字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可見當時的太史令仍兼掌文字。
王莽對複古改製有深厚興趣，於居攝元年“置柱下五史，秩如禦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70]。顯然這是模仿“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71]的古製。至於此製實行情況，則不得而知。
東漢時期，由少府官屬蘭台令史掌管圖籍秘書，或兼撰史傳。班固曾任蘭台令史，在任上撰光武帝本紀及平林、新市及光武功臣等列傳、載記28篇。楊終任郡小吏，撰《哀牢傳》，得到明帝賞識，征詣蘭台，專任史職。章帝以後，圖籍與撰著之所移至東觀。安帝永初四年（110年）鄧太後曾“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訂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72]。此後東漢政府的修史活動多在此進行。
兩漢時代起居注的修撰初具規模。
《漢書·藝文誌》著錄有“《漢著記》百九十篇”，顏師古注曰：“若今之起居注。”今人研究認為“著記”或作“著紀”，就是“注記”，體例為兼記天人之事，可以看作是起居注的前身，《漢書》十二本紀多取材於此。[73]《漢書·律曆誌》有關於西漢十二帝（包括呂後）、孺子、王莽、更始帝、東漢光武帝《著紀》的記載，可知西漢曆朝直至東漢初都修有《著記》。另外《隋書·經籍誌》提到：“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皇後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複知。”武帝的《禁中起居注》與上述所言各帝《著記》不知是什麽樣的關係，也不知是何種體製。所謂“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雲雲，隻是猜測之詞，但西漢從侍立柱下記言記行，到修成較有係統的類似起居注的著作，已有較穩定的工作程序，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漢書·藝文誌》還著錄有“《漢大年紀》五篇”，體例與具體內容已不可考，從名稱上看應當是類似《春秋》的大事編年性質的著作，也許隻具事目的編年紀事傳統到西漢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