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晚期，西方文化開始以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為媒介傳入中國。對於古老的中國來說，這是繼印度佛教文化之後，外來文化第二次大規模的傳入。這種完全異質的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一俟大規模接觸，便引發了激烈的論爭。由於這種異質文化的傳播者，是西方最保守的宗教勢力，就決定了這種文化傳入的兩麵性：一是耶穌會傳教士為突破傳教阻力而挾帶的西方科技及其相關的思想文化，盡管這部分西學並不是當時歐洲的新學，而是當時歐洲的舊學，但是相對晚明中國社會的思想文化來說，仍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一是耶穌會傳教士的根本目的在於傳教，即以天主教歸化中國。晚明西方文化傳入的這種特點，既決定了圍繞這一事件所展開爭論的激烈程度，也決定了評價這一曆史重大事件的複雜性。
一、容納與排斥之爭
麵對西方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土的傳教活動，晚明的儒士文人首先麵臨的是容納這種異質文化還是排斥它的問題。爭論就從這裏展開了。
政治上的新派之所以對西方傳教士抱有寬容、同情的態度，主要是因為其中許多人麵對當時的社會政治危機，企圖從傳教士那裏尋找新的富國強兵的思想武器。同時，他們又大多是科學家或技術家，對傳教士夾帶進來的科學技術有著很高的評價，愛屋及烏，因而對傳教士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與徐光啟情況相類的還有李之藻。驅使李之藻出來為傳教士辯護的，首先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對科學的熱情：“秘義巧術，乃得之乎數萬裏外來賓之使……夫經緯淹通，代固不乏樵、玄，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無負霄壤，則實學更有自在。藻不敏，願從君子砥焉。”[74]在李之藻的眼中，利瑪竇首先是一位能“精及性命，博及象律輿地，旁及勾股算術，有中國累世發明未晰者”的科學通人，而不是傳播上帝福音的傳教士。與徐光啟“會通以求超勝”的思想相類，李之藻主張“並蓄兼收”[75]，“藉異己之物，以激發本來之真性”，達到“終實相生”[76]，甚至是“以夷攻夷”的目的。[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