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文化論爭，在文學中亦別是一方洞天。明代士人好爭，好標新立異，好自立門庭。政治上有各派的黨爭，思想學術上有程朱、陸王之爭等，至於文人更是分門立戶，相互標榜攻擊。翻開一部明代文學史，就會看到吳中四傑、閩中詩派、茶陵派、唐宋派、前七子、後七子、嘉靖八子、嘉靖四先生、公安派、竟陵派、複社、幾社……一個個文學流派，一個個文學團體，從明初、明前期、明後期和晚明越來越密集地魚貫走過，而這些文學學派嬗遞的主線，則是複古與反複古的論爭。清人沈德潛《明詩別裁集序》雲：“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複古也。”此之謂也。
一、明中期的古調摹擬
《明史·文苑傳一》雲：“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其他勝代遺逸，風流標映，不可指數，蓋蔚然稱盛已。”元末以來數十年的戰亂，雖然給人民帶來痛苦，但也因舊專製控製崩毀，新控製未建，而為文學的自由發展提供了契機，正如黃宗羲所指出：“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率不可掩。”[41]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明統治的確立，統治者也收緊了文化思想控製的繩索，如當時著名的詩人、號稱“吳中四傑”之一的高啟，便是極端文化專製主義的犧牲品。《明史·文苑傳一》載：“啟嚐賦詩，有所諷刺，帝（明太祖）嗛之未發也。及歸，居青丘，授書自給。知府魏觀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見，甚歡。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啟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於市，年三十有九。”在這種情況下，文人懾於專製高壓，隻能斂氣息聲，不敢自由表達自己的情感思想，於是“永、宣以還，作者遞興，皆衝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氣體漸弱”[42]，“台閣體”流行，形成文學發展最委頓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