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理學紛爭，在文化史中最令人注目。明代理學發達，理學中的派別之爭也極為紛繁複雜。明末的黃宗羲說：“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1]其發展，從前期的薛瑄、吳與弼（康齋）、陳獻章（白沙）始變，至王守仁（陽明）又一變，朱（熹）學一統的局麵開始被打破，心學崛起。王守仁之後，王門心學分化為左、中、右三派交爭；又有陳獻章嫡傳弟子湛若水（甘泉），主張“隨處體認天理”，形成與王守仁“致良知”不同的心學路線。同時，程朱一係理學中，篤守“性即理”的有羅欽順、陳建等，對王學“心即理”的觀點展開論難。理學之外，有王廷相、吳廷翰、呂坤等人，繼承宋張載氣本論的唯物主義觀點，對理本論的程朱之學和心本論的陸王之學展開批判。至明末，又有東林、蕺山諸派，批判、整合程朱、陸王之學的觀點，而影響黃宗羲等明末清初的理學思想家。在爭辯、分化、整合的演進過程中，理學也逐漸走向了它的衰落（按：理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理學既包括程朱理學，也包括陸王心學。狹義的理學則專指程朱理學）。
朱元璋像
一、“性即理”耶？“心即理”耶？
對於明代理學的發展，乃至整個明代文化的發展來說，王守仁心學的崛起，以及隨後在社會中廣泛展開的心學運動，無疑是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事件。它不僅打破了明初以來程朱理學在思想文化中的一統局麵，還由此揭開了一個時代文化論爭的帷幔。
正如第一章所述，明代號稱“以理學立國”，其思想文化專製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以行政手段確立程朱理學的絕對地位。所以明初以來，學術思想一直別無創新，黃宗羲指出：“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嚐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一‘述朱’，彼一亦‘述朱’耳。”[2]如當時被稱為“文臣之首”的金華學派代表宋濂便是程朱的崇拜者，他的得意弟子、人稱“讀書種子”的方孝孺，在洪武、建文時期被呼作“程朱複出”[3]。明前期的其他幾個大儒亦多如此，像曹端“能守先儒之正傳”，有“今之濂溪”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