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學創作，它不僅是感物起興時的情感表現，而且也是對社會、人生底蘊的洞見慧識。文學是有時代性的，時代孕育了文學，文學的發展又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元明之際出現的文學**，是與大動**的時代特征密切相關的。在元末風雲激**的時代，人們的思想得以突破傳統儒學的束縛而獲得解放，敏感的文學家也很自然地觸發聯想，對社會與人生的一係列問題進行思索，或抒發心中的鬱結，或表現自己的理想，展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明初的許多作家大都從戰亂中走來，因而對社會生活有較深刻的認識和體驗，他們往往從功利觀念出發，本著對社會負責的精神從事文學創作，各抒所長，反映大動**時代較為廣闊的現實生活。題材是廣闊多樣的，既有取材於曆史的，也有直接反映現實生活的；有寫統治階級內部各個集團之間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曆史小說；也有以寫農民起義為主的英雄傳奇；有寫現實社會中重大題材的；也有寫家庭生活、兒女情事的；神魔世界的題材亦已有所開拓。這些作品，大都內容充實，有思想深度，一洗元季綺靡和纖弱的文風，樸實自然。
明初立國，以程朱理學作為官方哲學，思想文化歸於一統，“崇朱”、“述朱”風氣甚盛。這種學風勢必造成士人對倫理道德規範的尊崇和亦步亦趨，拘泥於傳統禮教，呈現出一種保守的文化特征。與之相應，倫理綱常、道德說教滲入文學作品中也具有倫理教化的特質。明初劉基、宋濂、高啟等人的詩文雖有尚實的風格，語言渾樸精練，但也有這樣的特點。劉基論詩主“諷”，宋濂的“宗經”說和所謂的“緣情托物”的觀點，均體現了對文學倫理功能的重視。明初戲曲作品中，內容關涉傳統倫理道德說教意味的也為數極多，如高明的《琵琶記》，其主旨就是宣揚忠孝節義的思想。其中，作為明代廟堂文化的奠基者之一的宋濂，力主崇儒宗經、文道合一，讚揚“台閣之文，其體絢麗而豐腴”[1]，並寫下一批台閣應酬之作，開了“三楊”台閣體之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