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通過嚴刑峻法和重建統治秩序的諸措施，使其創建的明朝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貴賤之別，望而知之”[128]的生活模式，臣民恪守禮製，遵守“畫一之法”。民安樂業，質樸無華是當時社會風俗的顯著特征。但正德以後，在僭越禮製、尚奢侈靡、“不以分製，而以財製”風氣的衝決下，使明初那種循規蹈矩、敦本尚樸、重熙累洽的社會俗尚，變得**然無存。人們的衣、食、住、行、婚嫁喪葬、官場風尚、士人風尚無不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
一、明初的尚樸風氣
明代直到成化、弘治年間，社會風俗還是淳樸敦本，遵製循規，安守本分，貴賤尊卑有別，這反映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王維楨《贈督學李大夫序》稱，弘治年間，“天子以醇樸為教”，“下化所及，士子無靡業”，社會上亦無贗儒。[129]《博平縣誌》卷四《人道·民風解》說嘉靖以前，“鄉社村保中無酒肆，亦無遊民。……畏刑罰，怯官府，竊鐵攘雞不訟，不見於公庭。”河南夏邑縣俗有忠義之風，重禮義，勤耕織，“民俗淳厚，勤而好禮，處家節儉”，“人尚齒序，禮先官長，婚姻略財，喪祭如製，重本而輕末，賤釋而貴儒士，絕市肆之飲，民樂賦役之輸”[130]。山東素以文化禮儀著稱，明初濟南府的社會風尚是“人尚忠勇，家業農桑，風俗淳厚”，“號為易治”，“誠謂無黨”。袞州府地方人務耕桑，樸而不華，有古之風趣；俗尚清虛，人無爭鬥。東昌府是“俗近敦厚，家知禮遜，習俗節儉，人多讀書，士風彬彬，賢良宏博”，“其民樸厚，好稼穡，務蠶織”。夏津縣“民務耕稼，士習詩書，節儉之風，自古而存，浮華之俗，逮今而革”，“士風龐厚”。
山西東處太行，西接黃河，北及大漠，素稱用武之地，距京師僅數百裏，實其右臂。《詩·唐風》傳：山西“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杜佑《通典》：“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行，閭井之間，習於程法。並州近狄俗，尚武藝。”《隋誌》：“人物殷阜，然不甚機巧，其於三聖遺風尚未盡澌滅。”至明代前期，依然是民風淳樸，勤儉不華，力田務實，男耕女織，因北臨邊塞，民尚習武。明代山西領5府3直隸州、16府屬州78縣，明初5府3直隸州的民俗風尚的基本狀況，是“其風勤儉，不好詞訟”[131]。至於5府3直隸州所轄州縣的風尚，張正明先生在《明中葉以來山西民風的變化》一文中，據成化《山西通誌》卷二所載，歸納為以下16種類型，稱民風剛勁直魯之州縣有13個，民風淳樸之州縣有52個，民風盡力耕織之州縣有74個，民風勤儉之縣有72個，崇尚文學之州縣有20個，知禮講義之州縣有16個，少文學之州縣13個，不通商賈和少商之州縣12個，不好詞訟之州縣7個，好詞訟之州縣4個，好狩獵之縣1個，通商賈或趨鹽利之縣4個，好蓄積之州縣5個，少織衽之州縣3個，好祀鬼神之州縣2個，尚豪侈之州縣1個。由此可見，明前期的山西仍是一個男耕女織、節儉淳樸的自然經濟結構較為穩固的社會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