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在明初被統治者推上至尊的統治地位，朱熹注釋的《四書》成為官定的讀本、科舉取士的準繩。但理學家一味“尊朱”、“述朱”，謹守其矩矱而未敢逾越半步，也就喪失了朱熹的創新精神，而陷於保守僵化的狀態。如以聖賢自托、提倡道學的方孝孺，在輔佐建文帝時熱衷的是講經論道和恢複井田舊製以及《周禮》中的古舊職官，明成祖通過“靖難之役”奪取帝位後，他又拒絕為新朝效力，足見其迂腐和保守。這樣，程朱理學就無法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更新，從而日趨沒落和腐朽。
明中期社會的變遷，使部分學者、文人逐漸意識到，保守僵化的程朱理學已無力解決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必須尋求新的思想出路。生活在明王朝由盛入衰時期的理學家薛瑄，首先從現實出發進行理論反思，在堅持維護朱學“正統”的前提下，對朱熹理學進行了批判改造或修正，在理學的根本問題上提出了一係列有別於朱熹的見解，公開亮出“從事於心學”[1]的旗號，主張以“正人心”特別是“正君心”來匡救時弊，振興國運。他的理論主張給朱學打開了一個缺口，對心學思潮的興起產生了誘發、啟迪的作用。[2]與之同時的吳與弼也頗有懷疑精神，並抨擊宋末以來的箋注“率皆支離之說”，有害無益。他“兼采朱陸之長”[3]，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備仁義禮智四端也”[4]，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心原本具有的，讀書為學，主要在於“反求吾心”，從而端發吾心固有之理。因此他主張在“思處”格物，特別是要重視“平旦之氣”的靜觀和“枕上”的夜思冥悟。吳與弼的學生陳獻章更從程朱理學轉向陸九淵的心學，由讀書窮理轉向求之本心，強調自我的存在和價值。他認為，道或理，並不是獨立於人心之外的客觀精神實體，而是存在於人的心中，“若個人心即是天”[5]。在程朱理學那裏，心具萬理首先是指人心具有無限的認識能力，其次是指人在稟氣而生的同時所秉承的天理，即生而具有的倫理意識。這種倫理意識雖也具有生而有之的含義，但歸根結底，是從心外秉受而來的。在陳獻章那裏，心具萬理是指人心先天即具萬理，無須從心外秉受，心既是宇宙本體，又是認識本體，故“為學當求之心……此心學法門也”[6]。他的這種理論主張，帶有明顯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但也蘊涵著某些要求個性解放的因素。陳獻章心學的形成，表明明代心學已由附會朱學發展到離朱入陸、自成一統的新階段。明初以來朱學一統天下的局麵，從此被打破。心學的影響日益擴大，至王守仁時風靡天下，壓倒朱學，在學術界占據了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