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傳統文學曆來以詩文為正宗，而以士大夫為主要欣賞對象。明朝肇建之初，一批文學之士麵對元末明初社會大動亂的嚴峻現實，脫去元末纖穠浮豔之習，寫出了一些揭露社會黑暗、具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出現過短暫的文學繁榮。然而隨著明朝封建統治的加強和君主專製的強化以及理學統治地位的確立，文學的自由創作受到了極大限製，隨之興起並占據文壇主流地位的，是由宋濂開其端而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台閣體。他們的詩文，內容主要是尊朱尚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藝術上追求衝和雅淡、怨而不傷、雍容典雅，實際是裝腔作勢，呆板平庸。其後“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嘽緩冗遝，千篇一律”[30]。這樣的作品自然沒有生命力，因而避免不了衰落的命運。
到明中期的弘治年間，隨著政治環境的鬆動，士大夫的主體精神開始複蘇，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主張把文學從理學思想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以漢唐為師，恢複古典文學的審美特征。但他們在創作上關注社會不夠，藝術風格又未能完全衝出台閣體的樊籠，故成就不大，“如衰周弱魯，力不足以禦強橫”[31]。
弘治、正德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是在茶陵派的卵翼之下成長，而後脫離茶陵派而獨立的一個勢力較大的複古派。他們猛烈抨擊台閣體的詩風文風，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32]，標舉漢魏盛唐，掀起明代文學的第一次複古運動。嘉靖、隆慶至萬曆年間，又有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以“文必西漢，詩必盛唐”[33]為口號，掀起第二次複古運動。到天啟末年、崇禎初年，張溥、陳子龍等組織的複社、幾社等幾個社團又掀起了第三次複古運動。這三次文學複古運動的共同點是，尖銳地批判宋代以來理學家倡理貶情的文學觀，強調主體情感的地位和價值，以複古的形式，要求恢複主體與客體、情與理、意與象、詩與樂完美統一的古典審美理想與古典詩歌的審美特征，恢複文學創作表達真情實感的傳統。這是明中後期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一係列變化在文學領域的反映，表達了當時人們要求擺脫程朱理學的束縛、追求主體自由的願望。就這個意義上說，它既是複古，同時也是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