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明中期以來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促使科學技術走出長期沉寂的困境，迎來新的發展，進入傳統科技的成熟階段。
明後期的科學家，還注意吸收西方文化的積極成果。他們將傳教士帶來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技術與中國傳統的科學技術進行比較之後，注意到它們的一些長處。如宋應星即注意到西方的冶煉技術的先進性，說：“凡焊鐵之法，西洋諸國別有奇藥。中華小焊用白銅末，大焊則竭力揮錘而強合之。曆歲之久，終不可堅。故大炮西番有鍛成者，中國則惟事冶鑄也。”[57]徐光啟更注意到西方科學的方法論意義，指出西方的科學使用“因既明推其未明”[58]的方法即亞裏士多德的從已知的大前提（“既明”）出發演繹證明出一定結論（“未明”）的演繹法，故“彼士立論宗旨唯尚理之所據”，能達到無疑之真理，使人讀後“了無一語可疑”；而中國傳統的科學如數學卻缺乏理論基礎（係統化、公理化），“不能推明其所以然之故”[59]。李之藻也指出，西方傳教士“言天文曆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曆誌諸書，皆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指傳教士）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60]。在看到西方自然科學的先進性之後，他們主張以開放性的心態，虛心向人家學習，取他人之長來補自己之短，認為“西法不妨於兼收，諸家務取而參合”，從而做到“會通歸一”[61]，“並蓄兼收”[62]，“藉異己之物，以激發本來之真性”，進而取得“終實相生”的創造性成果。[63]因此，他們都積極學習、傳播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學。方以智“嚐因悉曇泰西，兩會通之”[64]。在《物理小識》中，他講風則引述西方風力說，講水引述艾儒略的水力說，講交通又引用利瑪竇的船舶製造說。李之藻與利瑪竇編譯《同文算指》，其“前編”取自克拉維斯的《實用算術概論》，“通編”則收入程大位《算法統宗》中的一些難題和徐光啟的《勾股義》等，以體現其“會通一二”[65]、融合中西的意圖。李之藻還從利瑪竇譯出《圜容較義》，並與傳教士傅汎際合譯亞裏士多德的邏輯學著作《名理探》，以圖引進西方“步步推明”的邏輯方法，促使中國的科學向形式化、公理化、係統化的方向邁進。惜該書為未竟之作，且深奧難懂，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王徵與傳教士鄧玉函合作選譯《遠西奇器圖說》，並將自己的研究心得寫成《新製諸器圖說》。徐光啟更出於“欲求超勝，必須會通”[66]的主張，不僅從利瑪竇譯出《幾何原本》，引進亞裏士多德的演繹法，在農田水利方麵譯出《泰西水法》，在軍事方麵請湯若望幫助鑄造火器，而且在主持修曆的過程中，大量引進西方天文儀器和星象圖表，進行中西合璧的改造，並引進丹麥天文學家第穀宇宙體係和西方天文學的地球經緯度概念與測定方法、視差和蒙氣差計算與改正方法、世界通用的360度製、24小時96刻製和60進位製、日月五星遠近距離以及曆法測算中的數學理論等，最後修成一部“熔西人之精算，入大統之型模”[67]的《崇禎曆書》，推進了中國天文曆法之發展。就是在這批學者的推動之下，一個學習西方近代先進文化的熱潮在中國的大地上迅速掀起，一批西方的科學論著相繼譯成中文，大大拓展了中國人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