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講究實學，強調務實。儒生士大夫考辨人生與社會的理論思維，都以解決現實的社會與人生問題作為從事學術的終極目的，把追求所謂“內聖外王”作為最高的理想境界。儒學的創始人孔子，一生恓恓惶惶地奔走於列國，就是為了按照周禮的模式去矯世、救世、經世的。宋代的理學，作為儒學發展的階段，也是繼承傳統儒學的經世致用的精神的。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評論《中庸》一書時即寫道：“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複合為一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但理學研究的重點已轉移到宇宙本體的思考和個人修養的完善，使其救世的一麵大為淡化。當它被官方定為獨尊的正宗和神聖不可違的教條之後，其陳腐僵化和虛浮空疏的弊端便明顯地暴露出來，從而更削弱了它維護封建統治的實用性。宣德之時，明宣宗即曾感慨地說：“聞比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為出身之資，及授以職，訖無實用。”[75]後來辛陞也謂：“文章取士……不知菽粟為何物，一旦臨民涖治，非寄耳目於他人，則牽拘文義，牴牾時務，了無一用。”[76]這一切，表現了封建末世文化的衰微景象。
當明王朝由盛轉衰，封建統治危機逐漸暴露之時，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識之士日漸感到這種陳腐空疏學風的危害，開始發出講求實學的呼喚。薛瑄在對理學進行批判改造和修正的同時，針對當時學術界“隻是講說，不曾實行”的惡劣學風，提倡實學理論。他認為：“讀聖賢之書，句句字字有的實用處，方為實學”[77]，“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78]，“為學最要務實，知一理則行一理，知一事則行一事”[79]，“讀書不為空言”，“當因其言以求其所言之實理於吾身心”[80]，主張治學要務實致用，力行實踐。他嚴厲批判科舉詞章之學，認為“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81]。它造成的惡果是使人把讀書、治學當作是“進身之階梯”，不知求實理，務實用，從而培植出一批“隻是講說，不曾實行”[82]的“章句之徒”和“為科目而著書”、“教人”的俗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