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史學發展的關鍵時期，史學第一次擺脫儒家經學的附庸地位，開始成為獨立的部門，從而邁入了史學充分發展的時代。這一時期，史學人才濟濟，既有陳壽、範曄、魏收等史學名家，也有裴鬆之、酈道元、劉孝標等有才華的史注家，更多的則是垂名後世而著作失傳的史家，如華嶠、謝沈、袁宏、孫盛、王隱等不下百餘人，他們都對史學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史家們各顯其能，撰著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成書之多，卷帙之富，題材之廣，種類之全，都是前所未有的。
一、史學獨立地位的確立
魏晉以後，經、史、子、集四部分目確立，史學正式脫離經學而成為重要的獨立部門，是這一時期史學充分發展的首要標誌。
兩漢以前，著錄家序錄群書多分為七，如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著《七略》，除《輯略》為總要外，將我國古代學術文化典籍分為六大部分。六大部分之中，《國語》《世本》《戰國策》《奏事》《楚漢春秋》《太史公書》（即《史記》）《漢著記》等重要史書被附於《六藝略》中的《春秋》之後。可見在那個時代，史學是經學的附庸。東漢班固著《漢書·藝文誌》，照搬劉氏《七略》，隻是“刪其要，以備篇籍”而已。這一分類法，反映漢代以前史書尚欠豐富，史學不夠發達，未能擺脫“附經立說”的局麵。
魏晉以後，情況便大不相同了。隨著史學的發展，史書日漸豐富，國家的圖書越來越多，著錄家們逐漸打破陳規，開始實行新的分類法。魏秘書郎鄭默始製《中經》，西晉秘書監荀勖在《中經》的基礎上更著《新簿》，分群書為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塚書。這一分類法正式把史學從經學中劃分出來，承認史學是學術中的一個重要獨立部門，而列之於丙部。它充分表明，其時史學的興盛發展，在學術領域中已取得了足以與經學、諸子、文學分庭抗禮的地位了。東晉初，著作郎李充整理典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五經為甲，史記為乙，諸子為丙，詩賦為丁。至此，按經、史、子、集分類的順序完全確立下來，史部由丙部升至乙部，與經部僅有伯仲之分，說明其地位日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