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學體製上，這一時期也有許多重大的創新和突破。有的史家在繼承前代優秀傳統之餘，不囿於陳規，敢於推陳出新。他們創立了一批新的史書體例，如實錄、類書、帝王起居注、譜牒家傳、地理方誌、史注、史評、史抄等，無一不體現當時史學的巨大進步。
一、紀傳體史書體製的重大突破
紀傳體是以帝紀為綱、以紀傳為中心的一種史學體裁。自司馬遷著《史記》，首創紀傳體後，曆代史家莫不奉為圭臬。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史學的進步，這一體裁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日趨豐富和完善。班固著《漢書》，改紀傳體通史為紀傳體斷代史，將《史記》中的“書”改為“誌”，去“世家”而並入“列傳”。《漢書》開紀傳體斷代史之先河，以後各代所修正史都采取紀傳斷代的形式，基本體例不外紀、傳、誌三大部分。
魏晉南北朝時期所修紀傳體史書，基本體例雖因襲前代，但卻有不少重大突破，不僅開創了新體例，而且創立了一係列新紀、傳和新誌目，《三國誌》《後漢書》《魏書》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作。
《三國誌》的新體例：
陳壽為適應三國鼎立的時代特點，將三國合為一書，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新體例，不失為一項創舉。陳壽前後，有關三國史的著述甚多，如魚豢的《魏略》、王沈的《魏書》、孔衍的《魏尚書》、孫盛的《魏氏春秋》、韋昭的《吳書》、楊戲的《季漢輔臣讚》等，這些書或僅限於一個地區，或把敘述大統一王朝的史書體裁生搬硬套過來，隻承認魏國為正統，而斥吳、蜀為“僭偽”，根本不能如實地反映當時曆史的本來麵目。陳壽則不然，他從曆史的全局著眼，而把魏、蜀、吳三國視為各自獨立的國家，分別寫成三部書，合稱《三國誌》。由於晉承魏禪，陳壽又為晉臣，巨大的政治壓力迫使他不得不以魏為正統，而采取以魏國諸帝為紀，以吳蜀兩國君主為傳的寫法。然而，他並不視吳、蜀為“僭偽”。清代學者錢大昕說：“夫晉之祖宗所北麵而事者，魏也。蜀之滅，晉實為之。吳蜀既亡，群然一詞，指為偽朝。乃承祚不惟不偽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其秉筆之公，視南董何所讓焉。”[21]惟其如此，故為吳蜀君主作傳，亦皆編年記事，按史家的慣例，這樣的“傳”等同於“紀”，名異而實同。且陳壽之尊蜀不亞於尊魏，書中稱蜀二君，曰先主、後主而不名；蜀之甘皇後、穆皇後、張皇後，皆稱後。陳壽之良苦用心，由此可見一斑。清人朱彝尊指出：“（陳）壽獨齊魏於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