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是一定曆史條件下的產物，是統治階級意誌和利益的反映，史家的思想與史作無不打上階級和時代的烙印。魏晉南北朝時期，階級關係和民族關係都極為複雜，鬥爭激烈，士族地主專權用事，這一切都給當時史學以重大的影響；加之史家有德才識高下之別，史作有質量優劣之差，故史家的是是非非也不絕於書。從陳壽到範曄，從崔浩到魏收，其人其書，世論紛紜。有因違背封建禮教而受人指斥者，有因著史“索賄”而遭人詬詈者，還有因“謀反”罪或“國史案”罹不測之禍而為人們替之申冤鳴曲者。至於他們的史作，更屢受世人的指責非難，輕者斥之評論人物褒貶不公，好曲筆而多回護，重者誣其書為“穢史”，一文不值。其時史家是非之多，所受責難之甚，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裏是不多見的。弄清這些是是非非，還曆史以本來麵目，對於學習和研究中國曆史是大有裨益的。
一、陳壽生前身後是非多
陳壽作為一代史學大師，後世對其人其書多持肯定態度，且評價甚高，然其命途多舛，生前便遭受種種責難。《晉書》本傳載時人對他貶議最甚者莫過二事：一是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女送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二是其母病逝，遵母遺囑葬之洛陽，“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觀此二事，陳壽並無過錯，僅遵母親遺誌去做，更是一個大孝子。然因其不阿權貴的剛直性格和出色的才能而招致物議，橫受打擊，這不過是晉初荀勖等權臣出於對陳壽的忌恨，及封建禮教的衛道士們的無理取鬧罷了，不值一駁。
對陳壽指責最多的是其名著《三國誌》，主要有如下兩個方麵：一方麵，論者譏其好曲筆而多回護。所謂曲筆、回護，說穿了，就是替封建統治者隱惡揚善。翻閱《三國誌》，陳壽用曲筆之處確實很多，尤以《魏書》各紀為甚。明明曹操自領冀州牧，自為丞相，自稱魏公、魏王，在陳壽的筆下，卻變成漢天子以操領冀州牧，為丞相，為魏公、魏王，似乎完全出於漢帝的酬庸讓德，而非曹操之攘奪。司馬氏意在篡權奪位，卻被寫成齊王芳進司馬懿為丞相；高貴鄉公加司馬師黃鉞，加司馬昭袞冕赤舄、八命九錫，封晉公，進位相國；陳留王封司馬昭為晉王，以及禪位司馬炎，似乎都出於曹魏諸帝心甘情願。又如，明明齊王芳為司馬師所廢，魏太後一無所知，卻被寫成太後下令，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明明高貴鄉公被司馬昭所弑，書中卻隻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絕不見被弑之跡，並載太後之令，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凡此種種，其例甚多。然而，這隻是表麵現象，撥開其上的層層迷霧，人們便不難發現問題的本質。其實，陳壽敘事雖時有曲筆，但隱諱而不失實錄。如《魏書·武帝紀》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漢獻帝都許事，不明寫曹操的政治意圖，是隱諱；而在《荀彧傳》中卻通過荀彧勸曹操迎獻帝都許的一段話，明確點出曹操企圖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政治野心。《武帝紀》又載曹操殺董承、殺伏後，卻不說原因，也是隱諱；而在《蜀書·先主傳》中便將事情的原因和內幕交代得很清楚，指出“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詔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因事情敗露而伏誅。又如魏文帝甄皇後之死，習鑿齒《漢晉陽秋》載文帝寵郭皇後而賜甄後死，《魏書·文帝紀》不明言甄後暴亡，隻書“立郭皇後”，這也是隱諱；而在同書《後妃傳》中，則明寫文帝踐祚之後，“郭後，陰、李貴人並愛幸，（甄）後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於鄴”。此乃諱於紀，而猶載之於傳。以上僅是幾個典型例證，足見陳壽用心之良苦。再者，陳壽是晉臣，晉受魏禪，大體是當代人寫當代史，其所受政治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在當時殘酷的殺戮攘奪中，陳壽因剛直不阿而屢遭打擊屈辱，又目睹許多不與司馬氏合作的名士的悲慘下場，使他不能不考慮直筆如弦的嚴重後果，作史如不能有所回護，身家性命尚且不保，安有史書流傳？清代學者趙翼一針見血地指出：“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31]明於此，就不宜對陳壽過於責難了。盡管如此，若從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而言，陳壽的《三國誌》比起司馬遷的《史記》來，是頗為遜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