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作為中國古代社會文化和思想傳承與創新的重要群體，始終活躍於社會的上層和知識界。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它的精神麵貌不可能一成不變。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擺脫了漢代章句儒學的桎梏，獲得空前的精神解放，逐漸形成獨具魅力的一代習尚。在士習變化的同時，各地民風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程度不同的變異。
一、士人習尚
後漢朝廷極力倡導名教風節，再加當時以征辟、察舉為主途的選官製度，要把鄉閭對人物的評品當作入仕的依據，所以社會上逐漸形成一種競相臧否人物和指點政事的風氣。漢末，宦官專政，政治極度黑暗。正常的選舉途徑幾乎都被阻塞。士人為了與此抗衡，遂將鄉閭評品之俗播揚成上議朝政，下譏卿士，抨擊宦官，頌讚節義的清議習尚。正如《後漢書·黨錮列傳序》所講：“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於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漢末清議是士人以名教為準則，側重品藻具體人物，以期對政治進行監督和幹預的輿論手段。但是到黨錮禍起，一些士人為避刀鋸之災，保身全家，及時收斂了剛直之氣，轉而崇尚玄虛曲迂的清談之風。清談雖然是由清議發展而來的，而且也有鑒識人物的內容，但是它逐漸偏離政治，更加注重對事物規律的探求，並以學者的論辯詰難形式展開。清談在漢魏之際興起後，不斷演進，終於成為席卷魏晉南朝的重要士習。
有的學者指出，清談盡管與玄學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不能將兩者看做是同義詞[1]。它不像玄學那樣是一種學術流派，而是一種學術交流形式。不同學術觀點的人，都可以在這類辯論會上展開思想交鋒，所以參加者不一定都是玄學家。清談一般分賓主兩席，由主席闡述論點稱為“通”，賓席進行駁詰稱為“難”，雙方一通一難為“一交”或“一番”。賓主往往輪番交鋒，反複論詰，使命題不斷深化，最後以理屈詞窮者承認失敗為結束。當然也可能出現賓主不相上下，難決雌雄的局麵。這時或有第三者出麵折中其理，使賓主皆服。如《世說新語·文學篇》講，曹魏末年“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徽）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也有時輸家不服，則另請高手幫忙。如東晉時，“殷中軍（浩）、孫安國（盛）、王（濛）、謝（尚）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見於形》。孫語道合，意氣幹雲。一坐鹹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道：‘使（劉）真長來，故應有以製彼。’既迎真長，孫意己不如。真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粗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問。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羨良久”[2]。有的名士沒有對手，則自為客主，自己設問，自己回答。如曹魏時，“何晏為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仆以為極，可得複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3]。還有一種圍繞中心議題，眾人進行研討式的清談。東晉時，在清談高手王濛家，謝安、許詢、支道林等人聚會共論《莊子·漁父篇》。先由謝安“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鹹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