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統治者十分重視學習中原文化，多次請求宋王朝給予經史之類的書籍，這無疑對西夏文化包括史學在內產生了重大影響。西夏統治者仿效中原封建王朝設立了史官，著名儒士斡道衝一家幾代都擔任纂修西夏史事的職務。1161年，夏仁宗設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彥、王僉等為學士，纂修李氏實錄[26]，後人稱為《夏國實錄》。1225年，夏臣羅世昌撰寫夏國“譜序世次”[27]，後人稱之為《夏國譜》或《夏國世次》。可惜這些史籍未能流傳下來。
蒙古滅夏時，耶律楚材曾得到太宗西夏文獻[28]。宋人有關西夏史事的書籍主要有：孫巽撰《夏國樞要》二卷[29]，劉溫潤撰《西夏須知》一卷[30]，無名氏撰《契丹夏州事跡》一卷[31]。元人袁桷因參與修撰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列有《趙元昊西夏事實》及《西夏事宜》二書[32]。但元人在修撰遼、金、宋三史的同時，沒有利用西夏文獻和宋人有關西夏史事的著作編修西夏專史，致使西夏史籍湮沒，其損失是無可彌補的。清代乾嘉以來，有不少學者根據前代文獻對西夏曆史進行複原工作，見諸著錄的有關西夏史地著作不少，其中已經完成並刊行的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張鑒《西夏紀事本末》（36卷）、吳廣成《西夏書事》（42卷）以及戴錫章的《西夏紀》（28卷）等。
由於西夏本朝史籍的散失和有關西夏曆史的漢文原始資料貧乏，20世紀初大量發現的西夏文文獻就顯得尤為珍貴，它為研究西夏的社會經濟、社會關係、政治製度、法律製度、軍事製度、軍事設施，以及宗教、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地理、姓氏、紀年等提供了豐富、生動的第一手資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可以補充漢文史籍的不足。例如《宋史·夏國傳》記載元昊建國前即“設十六司於興州，以總庶務”，但未列司名。《藩漢合時掌中珠》、《天盛年改定新律》則有詳細記載，列有西夏政府管理機構與所屬地區一百多個，其官階分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及不入品者。黑城所出《西夏官階封號》則列上品、次品、中品、下品、末品、第六品、第七品，並詳列諸品封號，如皇後、公主、嬪妃封號，南、北、東、西院諸王封號、國師大臣封號、統軍封號，等等。這些都是研究西夏官製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