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先人有修史記事的傳統。蒙古統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就編撰了《蒙古秘史》。元朝統治者在入主中原、統一全國的過程中，逐步吸收了中原地區先進的封建文化，並仿效中原王朝的修史製度，在短期內完成了《遼史》《金史》和《宋史》，使遼、宋、金三朝的主要曆史資料得以係統地保存下來。同時還編修了本朝曆史（如實錄），匯編了本朝的典章製度和文獻，為後人研究元史提供了一些資料。在大一統的形勢下，史地研究有了空前發展，《大一統誌》的編修總結了前代方誌學和地理學的成果，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後期方誌學和地理學的重要著作。私家史學著述和文獻也十分豐富，保留下來的遠比遼、金要多出許多，而尤以馬端臨、胡三省的史學成果為最。所有這些，足以說明元代史學比之遼、金、西夏有了很大發展。
一、正統之爭與遼、金、宋三史的修訂
在元修遼、金、宋三史時，正統之爭非常激烈。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七月，“初立國史院，王鶚請修遼、金二史。……乞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采訪遺事。並從之”[33]。至元元年（1264年），世祖又令王鶚等修遼、金史。至滅宋後，世祖命詞臣通修遼、宋、金三史。[34]此後，仁宗延祐年間、明宗天曆年間皆屢詔修撰，均無甚進展，究其因，“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35]。到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詔修遼、金、宋三史，脫脫為都總裁。至是時，“脫脫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係其年號。’”[36]以此為三史之義例，結束了正統之爭。
正統之爭平息後，三史的纂修迅速展開。為了統一體例，製定了總的編撰凡例：（1）帝紀，各史書法以《史記》、《西漢書》、《新唐書》為準，各國國號，以南、北史為準；（2）各史所載，取其重者為誌；（3）表與誌同；（4）列傳，人臣有大功者，雖父子各傳；餘以類相從，或數人共一傳；三國所書事，有與本朝相關涉者當稟；金宋死節之臣皆合立傳，不需避忌；其餘該載不盡，從總裁官與修史官臨文詳議；（5）疑事傳疑，信事傳信，準《春秋》。[37]在確定義例的同時，元政府組織了強大的寫作班子，以鐵木兒塔實、賀唯一、張起岩、歐陽玄、揭傒斯、呂思誠為《遼史》總裁官，鐵木兒塔實、賀唯一、張起岩、歐陽玄、揭傒斯、李好文、楊宗瑞、王沂為《金史》《宋史》總裁官（其中揭傒斯先死，未任《宋史》總裁官）。為了保證三史的纂修，脫脫還籌措了纂修經費。至正三年四月，三史同時開始纂修，四年三月《遼史》先成，次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