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文化，乃至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隋唐，佛教各派學者在吸收中國固有思想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佛教的宇宙生成論、本體論、認識論和心性論在這一整個時代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影響了之後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影響中國哲學的發展進程和麵貌，為宋代新儒學的產生準備了豐富的思想資料。
趙宋王朝，從前代滅佛的經驗中認識到，佛教終不可滅，而相反，佛教教義有利於鞏固封建統治，所以一開始，就對佛教采取保護和提倡的政策。後周顯德二年（955年）四月，世宗柴榮曾下詔禁度僧民，停廢寺院。建隆元年（960年）六月，宋太祖登位不久，即下詔：“諸路州府寺院，經顯德二年停廢者勿複置，當廢未毀者存之。”[63]由此可見宋太祖對當時佛教的保護。至於對佛教的提倡亦有明顯例證。滄州沙門道圓，於後晉天福年間（936—943年）出遊西域二十餘年，於乾德三年（965年）十二月，與於闐使者俱還，獻見葉經及舍利。太祖親自詔見，問其山川道路及風俗，一一能記。太祖大喜，賜以紫衣，金幣。[64]乾德四年（966年）三月，僧行勤等157人請遊西域，各賜錢3萬遣行。[65]開寶四年（971年）遣內侍張從信到益州造《大藏經》，依《開元釋教錄》所載佛經，次第雕版，到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完成，共雕版13萬塊，所收大小乘佛典及聖賢集傳，共1076部，5048卷。這是我國雕印全部藏經的開始，它不僅是我國佛教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對周邊國家，如日本、朝鮮等國雕印佛經發生了重大影響。
真宗雖狂熱提倡道教，也大力提倡佛教。除繼續翻譯佛經外，並親自為佛經作注，又撰《釋氏論》，“以為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跡異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竊則廉矣，不惑則正矣，不妄則正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66]而對於各地寺院，真宗也屢加賞賜，如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以黃金3000兩賜峨眉山普賢寺供增修之用。同時，他還廣設度僧的戒壇，除當時的京師外，各地共有72所，因而出家為僧尼者日益增多。到天禧五年（1021年），宋朝統治區內共有僧尼45.8萬多人，成為宋代僧徒最多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