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兩宋之世，基本上沒有出現宦官幹政的弊病，但唯有朋黨之爭卻正好相反。入宋以後，黨爭較之唐代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伴隨著宋代朋黨鬥爭，是各種不同思想文化觀念的交鋒，學術文化出現的百家爭鳴、派別林立的局麵。
朋黨主要是指統治集團內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經濟利益的對立的政治集團。利害衝突、政見分歧、地域偏見、血緣區別、門第觀念等都可以成為朋黨的起因。北宋開國不久，就出現了趙普與盧多遜兩個集團的明爭暗鬥。真宗朝，又出現了以寇準為首的北人黨和以王欽若、丁謂為代表的南人黨之爭。仁宗時期，以範仲淹為代表，積極推行慶曆新政，卻遭到宰相章得象及守舊派王拱辰等的激烈反對，範仲淹等被斥為“朋黨”遭受打擊，歐陽修作《朋黨論》，揭露守舊派以“朋黨”為名反對新政的險惡用心。宋神宗熙寧時期，王安石實行變法，得到呂惠卿、章惇等人支持，遭司馬光、範純仁、程頤等人的反對，史稱新舊黨爭。新舊兩黨自神宗時始，反複爭奪政權，迄北宋被滅於金始已。這其中，如公元1086年，司馬光病死，文彥博繼任左相。舊黨得勢後，便又開始分化為若幹小集團。程頤因司馬光的推薦，進為崇政殿說書。程頤以皇帝之師自居，主張一切用古禮。翰林學士蘇軾譏諷程頤，程、蘇日漸對立。程頤門人諫官賈易與朱光庭等結為朋黨，以程頤為首，號洛黨。蘇軾與禦史呂陶結為蜀黨。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等一夥禦史台官員結為朔黨（河北人）。這樣，不僅使朋黨之爭更加錯綜複雜，而且影響到政治、思想文化各個層麵。
崇寧元年（1102年）蔡京以崇奉熙寧新法為名，列文彥博、司馬光、蘇軾等120人，稱為“奸黨”。三年又列309人名單，刻在文德殿門東壁上，是為元祐黨人碑。後又刻石於天下。南宋，奸相秦檜不僅利用巨大的朋黨勢力，殘酷地迫害主戰派，而且也用來控製宋高宗。寧宗時期，趙汝愚、朱熹以理學為宗，結為一黨，後來招致韓侂胄、京鏜的激烈反對，稱其學為偽學，並於1198年，在宋寧宗的支持下，訂立偽學逆黨籍，共列趙、朱等59人。是為“慶元黨禁”。嘉泰二年（1202年）弛禁。韓、京與趙、朱之黨爭，兼有政治與學術文化等內容。朋黨之爭可謂彼伏此起，錯綜交織。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朋黨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