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代，由於過度的重文輕武，以致武力不競。這種情況構成了當時我國民族矛盾的突出特征。從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的契丹南下，兵臨澶州，到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元昊稱帝，再起狼煙，11世紀初期的這種局麵，被歐陽修形容為“四夷不服，中國不尊”[35]。北宋的統一之舉，受到限製，而遼兵不斷南下，威脅宋的安全。在這種曆史條件下，特別是宋朝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使夷不亂華”，[36]成為邊境戰爭的當務之急。而在思想觀念領域內，關於“尊王攘夷”，明“華夷’之辨”，關於內外之分的問題因而進一步突出起來。應該指出，我國境內各個民族都對祖國文化的創造，作出巨大的貢獻，漢族和各個少數民族都是祖國曆史的創造者，都是要求統一的。
華夷的觀念，孔子曾提出“裔不謀夏，夷不亂華”[37]的主張。裔，指邊地，《左傳·文公十八年》有“投諸四裔”，即是一種地域概念。而“夷”則主要是一種文化概念。至宋，華夷觀念基本上仍是包含這兩方麵的內容，就是說，華夷之辨具有地域和文化兩方麵的意義。
（一）地域概念上的華夷之辨
11世紀初期，北宋建國已半個多世紀，然而恢複漢唐舊疆的願望不僅沒有實現，反而換來了屈己納幣的澶淵之盟。幾十萬軍隊，甚至連一個小小的元昊政權都對付不了。憂天下之憂，感慨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可以說是當時知識分子的共同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所蘊藏的深層觀念便是濃烈的華夷意識。如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元昊侵入慶州，宋軍敗績，主將被擒，蘇舜欽即時作長詩《慶州敗》以抒忠憤，該詩的結句即是，“羞辱中國堪傷悲”。[38]石介在第二年作《西北》詩，亦雲：“吾嚐觀天下，西北險固形。四夷皆臣順，二鄙獨不庭。……堂上守章句，將軍弄娉婷。不知思此否？使人堪涕零。”[39]“二鄙”即指夏（西）、遼（北）兩個周邊民族政權。結句的“使人堪涕零”，正與蘇舜欽詩同意，充分體現了11世紀初期成長起來的北宋新一代知識分子關心社稷命運與前途的憂患意識。蘇舜欽另有《吾聞》詩，抒發其投筆從戎的雄心壯誌，該詩的最後部分是：“予生雖儒家，氣欲吞逆羯。斯時不見用，感歎腸胃熱。晝臥書冊中，夢過玉關北。”[40]當時像石介、蘇舜欽這樣麵對國難，慷慨激昂，不願坐守書齋，向往著奔赴邊關，獻身疆場的知識分子不在少數。範仲淹、尹洙、餘靖、韓琦等以儒臣領武職的且不論，即以關學巨子張載來說，他於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21歲時即準備聯絡一批人去攻打被西夏占領的洮西之地，並寫信告訴當時擔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的範仲淹。範仲淹十分欣賞他的勇氣，但認為張載更適合於做複興儒學的研究工作，便教導他讀《中庸》，勉勵他，說：“儒者自有名教樂，何事於兵！”可見，在當時士大夫的思想中，複興儒家傳統文化和參加邊境戰爭，同樣是“尊王攘夷”的需要。石介所撰《中國論》，對“華夷之辨”講得更明確，“夫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41]天在上地在下，中國內四夷外，在石介所勾勒的這幅宏觀結構的世界地圖中，“中國”被狹義地理解作漢族政權的代名詞。在石介看來，漢族政權理該世世代代處於統治天下的位置上，成為宇宙和世界的中心，而“四夷”（包括契丹、黨項等周邊民族）對它則隻能是臣屬的關係。故曰：“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內，是易地理也”。這在今天看來，自然是可笑的大漢族主義言論，但在當時民族危機成為現實威脅的情況下，宋代學人產生這樣的想法從而激發深沉的憂患意識是毫不奇怪的。洛學創始人程頤在其《論政事》篇中也明確地說：“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卻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42]北宋末年的胡安國著《春秋傳》，謹華夷之辨的思想表現得更加突出。其書開宗明義，即論“《春秋》之旨”乃在“謹於華夷之辨”。他說：“《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43]從地域上辨夷夏，目的是“使之各安其所”，這很能說明辨華夷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