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常常是雙向互往的，雖然對每個國家或民族來說，文明程度有高下懸殊之分，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更何況與中國比肩而立的文明古國還不止一個，它們都有其獨特而精彩的民族文化和文明成果。隻有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博采眾長，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使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文化精髓為我所用，並融入中華民族宏偉浩瀚的文化體係之中，中華文化的發展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才會像長江黃河般滔滔滾滾永無止息。
泉州清淨寺山門
（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中國與東西方許多國家的文化往來源遠流長，僅就東南亞諸國說，漢唐時文化交往就十分頻繁。到了兩宋時期，域外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影響更為顯著：像越南的李朝（1009—1224年）兵法於11世紀傳入中國，為宋人所用，並在戰爭中見效。蔡延慶本是北宋一文人，由於學了“安南行軍法”，竟在邊疆屢立戰功，宋神宗對此十分欣賞。[102]像朝鮮的高麗紙、鬆煙墨經常作為禮品向宋朝贈送，在宋人中有很高的聲譽。尤其值得稱道的是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傳入朝鮮後，朝鮮印刷工人在吸收借鑒畢昇的經驗後，很快地將泥活字創新為銅鑄活字，使活字印刷術進一步發展，並又反饋入中國。又如中國使用的折扇就是宋代從日本輸入的，因此宋人稱折扇為倭扇。蘇轍有詩為證：“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但執日本扇，風來自無窮。”當時（宋神宗熙寧年間），汴京大相國寺中已有這種日本折扇出售。折扇傳入中國後，很快便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明清兩代不少著名書畫家在折扇上題詩作畫，創作出許多藝術珍品。
海船紋銅鏡
阿拉伯的伊斯蘭文明對宋代的影響也不可小覷。阿拉伯國家中有埃及、波斯等許多文明古國，其社會和自然科學的成就曾為世界矚目，對世界許多國家都產生過重要影響。自唐代始，中阿兩帝國就開始了多層次的經濟文化交流，許多阿拉伯商隊從陸上經中亞細亞、天山南路一帶向長安進發，有的則取道馬六甲海峽從水路北上交州、廣州，在長安、廣州、揚州、泉州等形成了多處商業中心，許多前來經商的穆斯林在中國娶妻生子永遠不歸。這些人漸與漢族融為一體，伊斯蘭的許多先進文化技術自然就傳入了中國。到了宋代，伊斯蘭文明對宋代文化的影響更廣泛。宋代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峰時期，聞名於世的四大發明有三項是在宋代得以完善並廣泛應用於實際的，而中國的這三項發明又都是經阿拉伯傳到西方的；與此同時，伊斯蘭文明中的許多卓越成就也傳入中國。在自然科學方麵，有天文學和數學。宋太祖建隆年間（963年）的《應天曆》是應召入中國的西域魯穆的穆斯林馬依澤修撰的，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年）編撰的軍事著作《武經總要》，書中提及的黃道十二宮如白羊、金牛等名詞就是阿拉伯曆法的專有名詞。在數學方麵，著名的阿拉伯數字於13世紀40年代傳入中國，這對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更是我們要指出的。伊斯蘭的建築藝術也極大影響宋代的建築風格，如建築在南宋度宗鹹淳年間（1265—1274年）的揚州仙鶴寺，該寺大門東向，入內為一小院，院中有一南宋銀杏樹，高大挺拔，殿內宣諭台上有八角亭，內藏《可蘭經》，該寺的建造既有伊斯蘭文化特色，也融進了仙鶴形布局的中國民族風格。在社會科學方麵，阿拉伯人創立的伊斯蘭哲學也是中國伊斯蘭文化的核心，阿拉伯人的清真寺不僅是禮拜之所，也是受教育的地方，清真寺是阿拉伯人曆史上最早的學校。中國伊斯蘭的經堂教育就是清真寺教育的一種形式。